刘大櫆(kuí)出身于安徽省枞阳县汤沟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下面帆叶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古文创作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他的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古文大家的众长,在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的基础上,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形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桐城派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故被尊为“桐城三祖”之一。他写的《论文偶记》,既肯定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法度、技巧。他将小说、戏曲描写手法用于散文写作的创作手法。强调字句、音节之妙,风格、意境之美,较之空谈“文以载道”是一大进步。

刘大櫆的古文创作成就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文之能事”来探讨文学创作之规律,又把“文人之能事”具体化为“十二贵”,指明了文学创作的要领。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对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奠定了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后来他的学生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上海金山名人志——清代状元蔡以台
蔡以台生于清六十一年(1722年),字季实,号兰圃,又号小栖真樵者。枫泾南镇人,兄弟排行第三,母,与沈德潜母亲同为陆贽后裔。蔡以台是很有天赋的江南才子。童年时勤奋好学,加上受到名儒沈辰垣的蒙,诗文书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五年(1750年)考中举人(顺天中式),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会试得第一(会元),同年四月殿试得第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分校顺天乡试,不久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在宫中讲经论史并负责记录的生活起居等情况。 乾隆三年(1738年),蔡以台在京城与纪晓岚、陈孝泳、窦光鼐、刘补山、刘西野、李应弦、陆青来等人一同师从董邦达(著名画家、官至礼部尚书)。他于乾隆九年(1744年)考中秀才(顺天副贡)后,担任景山教习一职,期满以知县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考中举人(顺天中式),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会试得第一(会元),同年四月殿试得第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分校顺天乡试,不久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在宫中讲经论史并负责记录皇帝的生活起居等情况。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春,被钦点为会试同考官,因随乾隆帝出巡山西五台山,未及入场监考。他在担任考官期间,处事公正,唯才录用,尤其能提携出身低微的人,受到时人称道。蔡以台又以至孝著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后,因赡养年迈父亲而辞官回乡。父亲故世后,他由于悲伤过度,得病身亡。 蔡以台学识渊博、善辨钟鼎、金石、图书等文物真赝。书法得颜鲁公三昧,诗文气骨奇高,清丽绝俗。他生性耿直,不愿结交权势官宦。平时著作大多不署名,著有《三友斋遗稿》《姓氏窃略》,现存文稿还有乾隆三十四年(1769)后所作的《南祠始末记》等。 蔡以台的书法,存世作品很少,现存仅有二幅尺牍。从《续修枫泾小志》称其“书法得颜鲁公三昧”,可见其书法之功力。还有他考中状元的过程,也能说明问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殿试时,殿试主考官原拟蔡以台为第二,第一为梅立本。看过试卷原稿后,认为蔡以台写的字很漂亮,亲自将蔡以台拔为第一,而把梅立本改为第二。此事可以证明蔡以台的书法是很好的。 蔡以台善画,但与书法一样,并未留下多少画作,目前能见到的仅有一幅画,即乾隆二十六年所画的《兰石图》。从这幅画能够领略到他的绘画才能。他于乾隆三年(1738年)即拜著名书画家董邦达为师(董邦达虽然官至礼部尚书,但史料均以书画家著称),学习书法、绘画。可以想像长期拜师于董邦达的他,绘画功底应该不会差的。 《续修枫泾小志》称蔡以台“诗文气骨奇高,清丽绝俗”。恐怕不会没有来由。蔡以台的诗文,其著有《三友斋遗稿》,但该书难以见到。目前仅找到蔡以台诗7首。2首录入《晚晴簃诗汇》,2首录入《续槜李诗系》,2首录入《枫泾小志》,1首录入《遂安县志》。分别为6首七律和1首五律,每首对仗工整,词藻清丽,音韵铿锵,显示了作者的笔力雄健和功底深厚。据《碧溪诗话》评述:“蔡修撰诗求之三十馀年不可得见,丁巳始得读之,诗仅二十馀首,而冠首一篇《平定回部大功告成恭记》五言长律一百二十韵,华藻宏丽,洵鸣盛之巨制,馀也格高调爽,不类蛙蝇凡响。”又见《石濑山房诗话》评述:“殿撰……试南宫(会试),廷试(殿试)皆第一。是科礼闱,首场始用五言八韵排律一首,钦命题赋得循名责实得先字,殿撰诗,馀不概见。”《碧溪诗话》与《石濑山房诗话》对蔡以台诗的评价是很高的。 蔡以台的文章,与其诗一样清丽绝俗,从他能考中状元就可说明问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会状元卷,洋洋洒洒,富有文采,今在南京博物馆展出。读过他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所题《闻川泛棹集》序及《亚圣南祠始末记》,也能领略到他文章的精美。 由此可见,蔡以台在诗文、书画方面是很有才能的,他对识别钟鼎图书金石也很擅长,只是他的书稿著述大多不署名,因而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对他在识别钟鼎图书金石方面的才华了解不多,确实有些遗憾。 人品高尚 堪称楷模 蔡以台的人品值得敬仰,堪为后世楷模。最明显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勤奋好学,发愤读书。蔡以台这种好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虽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中,但他自幼即勤奋好学,绝无纨绔之气。枫泾妙常庵是他常去读书的地方,留下了“蔡以台读书台”遗迹。三友斋宅内的“蔡状元读书楼”也是因他奋发读书而闻名。《石濑山房诗话》称他:“家素封,,入成均,名噪都下,俊京兆,试南宫,廷试皆第一。”概括了他的读书精神和取得的成就。经过不断地刻苦学习,他终于在会试、殿试中双获第一名,会状连元成为了历史佳话。 二是生性耿直。蔡以台生性耿直,淡泊名利。《续修枫泾小志》称他:“生性耿直,不愿结交权势官宦。平时著作大多不署名”。而《嘉善县志》亦称他:“家居不谒当事,不妄交游。著述多不属草。”蔡以台中状元后,循例授修撰,步入翰林,此时活络一点的人,仕途将是一片光明。但他不会拍马屁巴结上司,不与结党营私者为伍,最终辞官而退,完全是其性格所致。从他的诗:“白板岩扉负甲开,但无车马便蓬莱。”“前人遗迹怆何在,衰柳披烟一钓台”,可以看到他早已具有隐退之心,诗中真切反映了他的心态与人品。在告假回乡奉养亲老期间,他也并未按官场潜规则去拜访当地的府县当政者,这些都表露出他不愿巴结权贵势力的气质。 三是极尽孝道。蔡以台受其父亲蔡维熊一生致力于慈善活动的影响很深,平生极尽孝道和崇尚慈善。为了奉伺亲老,以孝为先,他宁可放弃仕途前程,先是告假返乡,继而不再复出。尤其是当父亲故世后,为了尽孝竟哀毁过度以致得病身亡,其孝行为乡邻所钦佩和称颂。 生性耿直 仕途短暂 蔡以台于乾隆九年(1744年)考中秀才(顺天副贡)后,曾考补景山教习,期满以知县用,这是他初入仕途的经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状元后,即授修撰(从六品),掌修国史,此后进入辉煌的仕途阶段。这时是他春风得意之际,仕途有望青云直上。起初的确很顺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任分校顺天乡试;十月担任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春,随乾隆皇帝驾幸五台,途中又被钦点为会试同考官,(因随从在外,未及入闱)。同年五月,上谕正式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短短几年,从修撰到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还先后任分校顺天乡试和会试同考官,可见皇帝对他很满意。况且日讲起居注官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负责为皇帝讲史论经和记载日常起居,凡皇帝御门听政、朝会宴享、大祭祀、大典礼及谒陵、校猎、巡狩等都会随侍扈从,以日迅速升官本无问题。但从《续修枫泾小志》写他“居乡不谒当道”一句即可看出,他不拘小节,不倚权贵的处事方式,这样性格的人是很难在仕途有所发展。终于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不得已地以“亲老乞养归”为托辞,致仕回乡了。可见,官至日讲起居注官之后,他就没有再升职,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后仕途便宣告结束。 纵观他的仕途生涯毕竟还是比较短的,之所以未能在仕途取得进展,与他厌倦官场的思想,以及期望凭借自身的才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着很大关系。可惜的是他不幸早逝,否则,他完全可以与秦大士、蒋士铨等人一样,从官场激流勇退之后,在文学书画方面取得骄人的业绩。 父传身教 人过留名 蔡以台之所以能勤奋好学,不倚权贵,行善积德,与蔡以台父亲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蔡以台祖籍为德清,始祖蔡源,自十二世祖蔡廷贵迁杭州,十四世祖蔡三元迁嘉兴,十七世祖蔡王臣(蔡以台曾祖)迁枫泾镇。蔡以台的父亲蔡维熊,字星若,号轶亭,又号秋澄。 蔡维熊崇尚礼义、学问渊博,士林推重。为人仁慈宽厚,。年间闹灾荒时,他捐钱放粮,用于赈灾,还为灾民送药治病,购置棺木收殓路毙之人。乾隆七年(1742年),他又负责经办重修了枫泾仁济道院。乾隆八年(1743年),他捐资首倡枫泾第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同善会”,后又置田、买屋,确保同善会使南北镇民众均能受益,枫泾慈善事业也自此络绎不绝。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78岁的他仿效香山故事,以自家尊德堂为主,集里中耆旧如戴宾、许王猷、程绪祖辈九人为“尊德会”,也称“九老会”,开筵赋诗、绘图以纪,传为盛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月,乾隆帝出巡江南,他迎銮祝厘,蒙赐内缎一段。 蔡维熊还于乾隆四年(1739年)建支祠,在镇南杏花坊,置义田300亩。 蔡维熊的言传身教,对蔡以台的一生产生良好影响。青年时,蔡以台与纪晓岚、陈孝泳、窦光鼐、刘补山、刘西野、李应弦、陆青来等名人之士交往甚好。 此外,蔡以台还与钱大昕、窦光鼐、秦大士等交往密切。与同在朝廷任日讲起居注官的良诚、图鞳布、史贻谟等也均有来往。结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 古语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蔡以台仕途虽短暂,但在枫泾镇还是留下了历史遗迹—— 蔡以台宅:在枫泾镇友好居委会青枫街34、35、36号,现为金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据考证此宅为蔡维熊所建,名“尊德堂”,蔡以台出生于此。 蔡状元读书楼:在枫泾友好居委会盛家弄4号(原三元浜)。据《光绪嘉善县志》记载,蔡以台宅即三友斋,位于三元浜。该宅现称为“蔡状元读书楼”,为金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 状元坊:蔡以台状元及第后,在枫泾建有状元坊,位于南镇杏花坊(今嘉善县枫南社区),系四柱三孔石牌坊,正中上柱额刻“圣旨”,中柱刻“状元坊”,均为镏金阴文,左、右两石柱记载蔡以台事迹。状元坊现已废。 蔡以台墓:据《光绪嘉善县志》记载,蔡以台墓在奉贤乡四南区宙北圩,现已废。 作为“枫泾四宝”之一的状元糕,也与蔡以台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这种薄片糕系当年蔡以台赴考前的爱吃之物,枫泾状元糕也由此得名。(金山区《金山报》郁伟新 沈永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沈德潜重要成就一览,清代诗人生平简介
(1673~1769年),字碻(què)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诗人,著名学者。 祖籍浙江吴兴郡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封光禄大夫,兼太子太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三十四年,病逝。 作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早年家贫 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16岁前已通读《左传》、《》、《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仕途生活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屡不中,三十三年(1694)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40年间屡试落第。在十二年(1734)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1742),授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六年(1751),加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他70岁时,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后乾隆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王(士祯)。 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化为泡影 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成就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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