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许智宏。东方IC资料图 8月17日，上海科协大讲坛暨科技前沿大师谈“暑期院士专家系列科普讲坛”的首期讲座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许智宏，中科院院士、中国植物...
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许智宏。 东方IC 资料图
8月17日，上海科协大讲坛暨科技前沿大师谈“暑期院士专家系列科普讲坛”的首期讲座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许智宏，中科院院士、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陈晓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黄继荣，围绕“透视转基因——从农作物的由来说起”的主题，向公众解读了转基因的奥秘，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许智宏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粮食作物的起源、种类、演化，以及全球食物生产和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过程，并系统地阐释了现代生物育种的技术发展。
他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吃的大多数农作物都是人类长期驯化、人工选育、转移基因的结果。”比如美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NormanBorlaug就是利用生物育种将高杆小麦变成矮杆。因为杆子太高，养料就会集中在杆里面，如果变矮了，营养的比例都在麦子里面，同时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几年前，科学家曾对使用转基因后的效果做了一项详细统计：转基因作物平均增产22%，降低农药使用量37%，降低农药费用39%，增加生产成本3%，增加利润68%，发展中国家得益比发达国家更明显。
说到番茄，其实我们今天的番茄比原始的醋栗番茄已经变大了100多倍，总共有18个主要基因发生了变化。再比如土豆，土豆在驯化的过程中，块茎变大了几十倍，形状变得更加规则，便于我们食用。
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生物育种研发体系，推动转基因生物育种发展是我国既定的国策：2008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正式把转基因列入到国家项目，2010年生物育种正式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国家政策，今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备受公众关心。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以及美国国家医学院召集了50多位专家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历时2年，完成了388页报告，回顾超过900项研究，总结转基因作物诞生20年来的数据。结论是：与普通食品相比，转基因食品并未增加人体健康风险。2016年6月末7月初，有110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绿色和平组织放弃反转的立场。
许智宏指出，转基因生物安全具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和审批标准，包括安全评价、品种审定、种子生产许可、种子经营许可、生产加工许可等。转基因农作物评定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对农作物品种的评定，不仅要通过食品安全评价，还有环境安全评价等。他强调，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风险是可预防的。
事实上，我们在市面上真正能够见到的转基因食品是很少的，棉花、番木瓜，还有国际上的大豆、油菜籽等，基本上都是转基因的。此外，国内容易被误解的转基因作物也有很多，包括圣女果、彩色甜椒、小南瓜、小黄瓜、胡萝卜、甜玉米、紫薯等，实际上并不是转基因的。
许智宏表示，在转基因技术方面，科学家也肩负着社会职责，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共同道德和伦理准则，包括保护研究对象、保护环境、安全性研究，确保科学的良性发展。同时，科学家比公众具备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决策、提供咨询、科学传播，有责任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弘扬科学精神，理性对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原标题为《许智宏院士透视转基因：被你误解的转基因食品有哪些》）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建议四川充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靠科技创新。26日在蓉举行的2024院士（专家）赋能产业发展大会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主任卢秉恒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增材制造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一环，具有变革性的意义。卢秉恒是我国增材制造技术的奠基人，多年来一直从事3D打印研究。在他看来，四川的科技力量和制造业基础都非常雄厚，特别是在航空制造业方面，拥有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然而，传统的航空制造过程中只有5%的材料被有效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则可以在需要材料的地方进行精准添加，实现材料结构性制造。增材制造技术是驱动制造业创新的重要利器。他提到，与传统的制造方式相比，增材制造技术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精度，可以制造出更加复杂和精细的零件和产品。这对于研发任务繁重的航空制造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在深度考察四川、成都的产业园区后，他发现四川已经开始使用增材制造技术，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效。然而，他也指出，目前四川在增材制造技术的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为此，卢秉恒建议四川应充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的优势，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以航空产业为例，四川应从个别的零件走向批量化生产，同时飞机的制造应从一般的结构件走向大型结构件，并最终实现大批量增材制造。这样的增材制造柔性系统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开辟一个新的赛道，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他还鼓励四川的制造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同推动增材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他也建议政府加大对增材制造技术的扶持力度，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投身到这一领域中来。值得一提的是，卢秉恒正与新都航空产业园探讨增材制造技术人才培养与研发基地合作的可能性，未来也或将在成都落地成果转化项目。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摄影记者 陶轲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我是70后 还年轻着”
74岁的老院士，如今依然奋战在临床一线，即便一天连做4台手术，持续至深夜，第二天仍然准时出门诊、查房。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医师协会会长郑树森在采访中说，医生是自己最骄傲的身份，多年来，患者的需求永远在自己心里排在首位，只要自己还能动，就要一直陪在患者身边。治病救人的志向，深埋在郑树森的童年里。儿时，在他上学途中，会经过一家中药铺，药香四溢，堂上的老中医搭脉看病、处方给药，病人愁眉不展地走进去，却经常面带轻松地离开。救死扶伤的情景，让他心生敬佩，并立志行医。1973年大学毕业后，郑树森如愿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住院医生开始，他对每个病人、每台手术都尽心竭力，几乎每晚都去查房、换药、开医嘱、记病程录。下班回家后，吃过晚饭，他还会骑着自行车回医院，到病房查看住院病人的情况。这些付出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郑树森说，自己的外科基本技术，都是在作住院医师期间打下的基础。临床工作时间越久，遇到的疑难杂症也越多，郑树森意识到，医者要做强，首先要做精。普外科包罗全身，却不够细分和深入，特别是其中的肝胆胰外科，是普外科手术中难度最大的领域之一，曾被誉为外科手术的“禁区”。郑树森决定，要向“禁区”前行。1983年至1989年，郑树森先后在浙江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在华西医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练就了过硬的肝胆胰外科手术技巧，开启了科研之路，培养了从临床到科研，再回到临床的工作思维。1990年到1992年，他赴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开展博士后研究，专攻肝移植技术。1991年10月，郑树森作为第一助手，完成了香港首例临床肝移植手术，成为当年香港十大新闻。1992年，学成归来的郑树森回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建肝移植团队，开展肝移植动物实验研究。当时，国内肝移植工作已停滞多年，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团队建动物房，进行动物移植试验。1994年，郑树森带领团队完成了国内首例胰肾联合移植，该病例创造亚洲最长存活记录，开拓了我国多器官联合移植事业。活体肝移植是肝移植技术难度最高的手术，尤其是小儿活体肝移植。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郑树森致力于攻克活体肝移植顶尖技术，推动我国活体肝移植事业发展。同年完成大陆当时年龄最小(9个月)的婴儿活体肝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解决，通过创新突破，才能推动医学科学发展，更好地为患者服务。”2004年，郑树森院士团队完成首例劈裂式肝移植;2009年完成首例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在郑树森的带领下，肝脏移植创新团队在全国31个省市指导肝移植工作，推动国内肝移植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同时，还带领团队走出国门，将肝移植技术辐射海外。如今，郑树森依然带领团队，不断创新，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疑难重病患者排忧解难。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郑树森团队制定的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认可，并成为国际标准，使更多的肝癌患者可以通过肝移植获得新生。如今，他笑称自己是“70后”住院医师，并用实际行动激励后辈勇攀医学高峰：“我是‘70后’医生，还年轻着呢!”(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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