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值得中国人反思!郑和七下西洋做了些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一，下西洋的动力：构建的朝贡体系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天朝上国”的思想，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边是外夷，并且认为外夷就应该要臣服于天朝，向天朝进贡。这种思想在显得特别的突出。对于以小农经济为本的中国来说，中国地大物博，足以自给自足，无需外夷的产品，外夷则必须要依赖中国。因此，就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皇明祖训》 朱元璋 不过，朱元璋时期，方国珍、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在海上和势力勾结，使得海上并不安静。因此，朱元璋时期还没有能力能力和远在西洋的国家进行交流。经过了洪武年间的经济恢复，到了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中国和日本恢复了官方的朝贡交流，倭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和海外各国进行海上联系就有了条件。也继承了朱元璋企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理想。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 关于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学家有诸多的争议。有的认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其主要依据是《郑和传》的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联合印度等国对付帖木儿帝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推动了中外贸易。不过这些观点要么有失准确，要么不够深度。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覆盖天下的朝贡体系，梁曾评价：“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当然有附带寻找朱允炆的一个小目标。至于联合印度对付帖木儿和推动中外贸易，就基本不可信了。 从汉代以来，中国对外形成了两条交流通道，一条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等地的“陆上”，另外一条是“”。但是明朝建立以来，北有蒙古威胁、西域有，明朝的势力范围最西只能到达哈密。明朝通过陆地线路和西域中亚、西亚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明朝的发展方向只能向海上。 永乐盛世 明朝能够在海上发展，就离不开海上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在明朝前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造船国家，也是造船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早在，中国就出现了水密隔舱、车船、 、平衡舵、开孔舵等船只。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船只基本定型，出现了福船、沙船、广船等著名的船只类型。在结构上，多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使得船只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不易漏水。在时期，中国的船只就能载重万石以上，载人多达千人。船上设施齐全，适合长期航行。由于船只大，结构好，因此能够在大洋中应对“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恶劣环境。航海技术上，主要采用海道针经结合过洋牵星术。在白天，主要依赖于指南针指引方向，晚上则观看星象和水罗盘来判定方面。这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早在时期，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经航行到了非洲等地。 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1405年六月，郑和的船队从苏州浏家港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这次远航经过中南半岛各国，穿过马六甲海峡，最终在1407年才返回。随后，从1408年到1430年，郑和又6次率领船队远航。郑和的航海运动规模十分庞大。在船队规模上，第一次就有62艘船，人员达27000多名。这些大船长四十四仗，宽十八丈(疑为八丈之误)，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此后，郑和每一次下西洋，其船只都保持在几十只，人数2万以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军队，其他还有官员、各国使臣等。 郑和在七次下西洋，其主要的活动有：一，访问各国，建立朝贡体系;二，进行了朝贡贸易;三，稳定秩序，平定内乱，调节纠纷。郑和船队没到达一国，都要对其进行访问，七次下西洋，郑和总共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地域范围从东南亚到到印度洋沿岸和东非。有人认为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过好望角一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也会派遣使者跟随船队到达中国进行访问。通过这种交流，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得到了加深，而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形象也被世界认同。 郑和下西洋对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关系和政治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下西洋之前，南洋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路被海盗控制。他有战船近百艘，属下万余人，横行于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船只超过万只，攻陷城镇达五十多。在三佛齐渤林邦国国王麻那者巫里去世后，陈祖义自立为王，更加猖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陈祖义阴谋袭击郑和船队，被郑和识破，双方展开海战，陈祖义的海盗集团当时被击杀5000多人，陈祖义被俘虏，最终带回明朝被斩首。经过此战，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秩序得到了改善，史称“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除了击杀海盗之外，郑和船队还调节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当时马六甲多次被暹罗侵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马六甲的酋长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从此暹罗不敢侵扰。郑和从未主动挑起和各国的争端，一般都是被动反击。如第一次航行，途经爪哇岛“麻喏八歇国”时，两国东西交战，其中西王误杀郑和船员。事后，西王派使谢罪，郑和没有进行报复。第三次航行时，锡兰(斯里兰卡)，国王进攻郑和船队，被郑和击败，其国王被明朝废除。第四次航行时，郑和船队经过苏门答腊，这里刚好发生了政变。其苏干剌夺取了王位，但是明朝并未承认其正统地位，称为“伪王”。他便率领大军截杀郑和船队，最终被郑和军队生擒。 旧港 郑和的船队还会奉命对沿岸的国家进行了名义上的册封。如在第一次消灭了陈祖义之后，就册封旧港的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第二次远航过程中，册封古里国王，并刻石立碑以纪念此事;第三次远航册封了马六甲国王;第四次远航册封了国王;第五次远航册封了印西南的柯枝国王。这种册封极大满足了明朝追求“天朝上国”的虚荣感。 除了进行政治活动之外，郑和船队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朝贡贸易。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金银等。郑和船队每达到一个地方，就要求当地派遣使者来“朝贡”。当地的官员、使者或者商人则主要向郑和的船队“进贡”一些地方地产来换取所需，如名贵的木材、香料、宝石、珍珠、珊瑚等。郑和的船队在马六甲设置了官厂，这里成为了明朝和各国进行了朝贡贸易的中心。 三，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 费信著有《星槎胜览》 ，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作品介绍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地理、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等，为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郑和下西洋还留下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记载东南亚到东非沿岸的530多个地名，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 郑和航海图 但是，这些史料基本只有部分人士知道，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明朝后期的严从简曾写下《殊域周咨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介绍。然而这本书的记载却是错误连篇，如说苏门答腊就是古代的大食国(阿拉伯)，在安南越南藩朗东北，靠近雪山、葱岭;又说锡兰(斯里兰卡)是古代的狼牙须国(位于泰国)，说苏禄(菲律宾西南)和琐里(印度东南)是邻国;甚至还说葡萄牙是喃勃利国(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更名。可见明朝后期的中央官员都已经不了解海外的世界。 郑和下西洋除了带来了海外的珍奇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工艺技术和原料，对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从西洋进口的苏麻离青被中国的工匠们用于陶瓷制作，形成了永宣德时期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该时期的瓷器还吸收了阿拉伯和波斯艺术风格，产生了新器型和新纹样。不过在总体上，郑和下西洋对国内的工商业的推动是十分有限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也是海禁政策的一部分。 明朝推行了朝贡贸易，通过“薄来厚往”的政策来推动“万国来朝”。在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朝贡贸易的体现。由于明朝对朝贡使团进行了丰厚的回赐，使得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纷纷派遣使团来朝贡。如马六甲王在永乐九年率领妃子、大臣等400多人到明朝朝贡，永乐帝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有“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袭，金银器，帷慢衾稠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泽金文绮二、金织通绣膝欄二”。为了得到这笔丰厚的“赏赐”，外国的许多商人也打着使者的旗号来和明朝进行贸易，其结果表面上是世界向明朝朝贡，实际上成为了明朝向世界朝贡。 这种朝贡的贸易的结果就是明朝得到了“天朝上国”的美名，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明朝给予他国大量的赏赐，造成了铜钱不断外流，国内铜钱稀缺，物价上涨。侍讲邹缉曾经上疏:“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除了连年累月花费大量的赏赐钱财之外，郑和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所产生的耗费也惊人的。罗登懋著《三宝西洋记演义》写道:“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赞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永乐帝时期，大臣们纷纷上书“外国取宝之非”，建议停止下西洋的活动。 1421年，由于财政困难，永乐帝一度停止了下西洋。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在继位后一度恢复，下令郑和进行第七次远航，随后明朝感到财力已经无法支持远航活动，于是下西洋最终被停止。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但是在成化年间却找不到了。当时的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可见下西洋是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财政压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11日)，率领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由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持续28年之久的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因此而彪炳于史册。2005年纪念下西洋600周年之际，郑和再度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会议频频举行，专著、论文，致力于复原历史真相。然而，关于他的家世，至今依然有争议。 《明史·宦官传》对于他的家世的介绍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者也。”从其他史料人们才知道，他本，名三保，父亲名叫马哈只。最有价值的史料是，永乐年间礼部尚书李至刚为他父亲所写的《故马公墓志铭》，提供了不少珍贵息：一、“公字哈只，姓，世为云南昆阳州人”；二、郑和是他的次子；三、马哈只“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李至刚曾参与《实录》的编修，朝夕在永乐左右，被视为亲信，和当时的内官监太监郑和关系密切。因此，他的记述，可信度极高。 很有意思的是，与一样成为永乐皇帝亲信的相士，写了一本《古今识鉴》，其中有郑和身材举止的描写：“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行如虎步，声音洪亮”。这是亲历者的目击，绝非之词。这一点，酷似乃父—“魁岸奇伟”。 这样的长相，与他们的家世颇有关系。几十年来，现代史家根据马哈只墓碑、《郑和家谱》、《赛典赤家谱》的考证，马哈只、马三保父子，是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也就是说，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那么，赛典赤何许人也？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尔，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这里所说的“回回人”，在元朝特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仅次于国族(蒙古)的“色目人”之一。《元史》素称难读，参杂了各种语言，据精通阿拉伯语言的专家解释，赛典赤意为“尊贵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意为“长寿”，别庵伯尔意为领袖，“别庵伯尔之裔”专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如此说来，郑和应该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后裔。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的。蒙古三次西征，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大蒙古国，中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赛典赤·赡思丁成为元朝的咸阳王，并不离奇。 美国《百科全书》关于郑和的家世有简明清晰的介绍：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做过七次远征。郑和为一名去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马)哈只之子，约在1371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取名马三保。郑和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的云南统辖的后代，并系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个起源来自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 如此看来，中外学者在这一点上是的，或者说是有共识的，郑和是赛典赤的后裔，父亲马哈只曾经朝圣麦加。永乐皇帝任命他领导下西洋的壮举，访问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是很有政治眼光的决策。 1988年，明史专家周绍泉对此提出质疑，他在《郑和与赛典赤·赡思丁关系献疑》一文中，对《赛氏总族谱》、《赛典赤家谱》、《马氏家乘》、《故马公墓志铭》、《家谱》进行了考证，对郑和是赛典赤·赡思丁后裔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出于中国人追祖名人的习惯心理，二者实无家系渊源”。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对成说提出质疑，表明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不见得就可以推翻成说。不少学者并不认同周绍泉的考证。不少方面难以解释，例如，《故马公墓志铭》说，马哈只的祖先名叫“拜颜”，显然指中亚民族；又如前引美国《百科全书》关于郑和的文字，应该如何回应，都是问题。可惜周绍泉先生英年早逝，已经无法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郑和的姓是永乐皇帝所赐—“赐”，这个“郑”的由来，据说与郑村坝战役有关。燕王以“清君侧”名义发动叛乱，建文帝派耿炳文率兵30万前往北平讨伐。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率兵奔袭大宁，意在合并宁王朱权的兵马，扩充实力。代替老将耿炳文出任总指挥的李景隆(之子)，乘虚围攻北平。朱棣快速回师，在北平东面二十里的郑村坝，大败李景隆。朱棣为了嘉奖在郑村坝战役建立奇功的三保太监，“赐姓郑”，又提升他为内官监太监。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赐姓郑”，与郑村坝战役无关，没有特别含义。 已经成为世界名人的郑和，其家世至今依然，迷雾重重，探寻历史真相实在太难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