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冤案了。

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

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

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

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伤心难过的日子。

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

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

明代的奸臣不多。

《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

《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

《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传》。

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

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

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

《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

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

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

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

奸臣就比较罕见。

“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

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

宋代多一点，、、。

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

不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

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的大白脸就很冤枉。

曹操不是奸臣。

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

在那个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

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

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

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

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

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

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

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

沈炼上书时，官职是经历。

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着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

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

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

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

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

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

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

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

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

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

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

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

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

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

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茬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

不过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

《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是在嘉靖一朝。

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国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

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

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

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七十八年。

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

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

太祖洪武皇帝，，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

成祖永乐皇帝，残忍暴戾，也是，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

仁宗洪熙皇帝，宣宗，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

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

接下来，英宗(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

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也很够呛。

此公宠信，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

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相提并论。

可惜天不佑大明。

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武宗，堪称“亘古第一顽主”。

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

穆宗隆庆皇帝，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

神宗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

光宗泰昌皇帝，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此即所谓“明末三案”。

熹宗天皇帝，其实是个文盲。

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

等到他的弟弟──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

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

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

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

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

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

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

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唯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

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混蛋”嘉靖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四十五年，仅次于他的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

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最长，六十一年;次之，六十年;第三，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

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

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

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

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

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

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

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

何况自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

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

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

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

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

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

随便举个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

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

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

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

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

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

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

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

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

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

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

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

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

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

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

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

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

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为道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

更加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

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

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

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

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

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

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

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

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

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

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

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

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

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

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

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

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

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

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

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

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

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

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

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

不过，，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

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

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

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

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

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

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

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

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

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青词并不好写。

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

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

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

这并不奇怪。

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

严嵩又尽心，使出，殚精竭虑，揣摩铺张。

结果，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

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

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

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

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

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

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

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所奏自然“甚合朕意”。

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

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

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

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

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

滑头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

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

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

《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

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

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

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

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

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

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

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

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

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

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

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

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

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

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

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

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

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

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

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

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

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

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

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

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

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

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

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

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

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

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

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

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

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

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

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

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

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

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

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

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

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

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

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

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

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

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

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

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

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

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

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

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

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

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的把戏还上不了台面。

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

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

机会也是说来就来。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

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

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

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

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

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

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

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

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修建私宅。

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

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

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

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

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

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

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

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

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

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

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

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

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

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

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

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

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

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

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

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祸根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

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

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

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

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

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

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

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

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

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

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

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

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

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

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

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

《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

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

”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

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

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

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

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

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

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

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

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

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

《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

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

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着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

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

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

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

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

一般地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

但是嘉靖并不。

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

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

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

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

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

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

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

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

不但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

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

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

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

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

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

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

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

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

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

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

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

嘉靖就是会用的。

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

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

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

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

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

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

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

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

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

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

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

敲打也很容易。

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

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

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

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

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

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

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

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

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巴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

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

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

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

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

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

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

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

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

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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