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她还有一个亲妹妹叫做婉贞。婉贞虽是慈禧太后一母同胞的亲妹妹，但是慈禧太后却只把她当做自己权利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按照清朝规定，八旗女子在13岁之后，必须要参加一次选秀，落选之后才可以自行婚配。婉贞到了年纪参加选秀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是咸丰帝宠爱的懿妃了。但她却仍然想要让自己的妹妹入宫，帮着她一起争宠。
但是咸丰帝却没有看上婉贞，婉贞被撂了牌子。但慈禧太后却不愿意就此放过自己花容月貌的妹妹，她不知道如何说服了咸丰帝，将本已经落选的婉贞赐婚给了咸丰帝的弟弟奕譞做嫡福晋。奕譞当时年纪轻轻，刚刚二十出头，既是皇亲，又深得咸丰帝的倚重。虽然这桩婚姻的起因，是慈禧太后想要为自己谋利。
但是奕譞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丈夫的人选，再加上婉贞长得也非常漂亮，两人婚后十分幸福。婚后不久，婉贞就为奕譞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可惜这个儿子不到三岁就因病夭折了。第一个儿子死了之后，婉贞沉浸在悲痛之中，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随后她又生下了跟奕譞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载湉。
婉贞对载湉非常的疼爱，把自己对早逝的第一个幼子的爱也都灌输在了载湉身上。当时婉贞跟慈禧太后的关系还算是不错，慈禧太后那时候已经当上太后了，她经常带着载湉入宫向慈禧太后请安。但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在载湉3岁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却突然去世了。慈禧太后想要让跟载湉继承皇位，因为载湉毕竟跟她血缘相近。
但是婉贞却不愿意，她不想让3岁的儿子离开自己，也根本没想让儿子当皇帝。婉贞也很清楚姐姐慈禧太后的想法，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任由她摆弄的傀儡而已。但是慈禧太后态度却十分强硬，硬是从婉贞手中强行抱走了载湉，把他册立为新君，他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入宫之后，婉贞想要再见他一面就很困难了。
一方面是因为载湉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慈禧太后不愿意让婉贞过多的跟载湉接触。此后婉贞还曾经生下过3个孩子，但是都先后夭折了。她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只有载湉一个，可是她想一面自己的亲生孩子，却难于上青天。
儿子虽然当上了皇帝，但却成为了婉贞一生的痛。因为难以忍受长年跟儿子分离的痛苦，婉贞抑郁成疾。妹妹生病之后，慈禧太后终于开恩，放载湉出宫去探望自己的生母。不过当时婉贞已经病入膏肓，即便是有载湉陪伴在侧，她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婉贞去世之后，载湉也十分悲痛。他罢朝11日，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生母婉贞。婉贞一生不幸，虽然有样貌有家世，但是却一辈子沦为姐姐慈禧太后的棋子，甚至连儿子也被慈禧太后所利用。
清朝嘉庆帝王是如何死的呢？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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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有一人贪得比和珅还多，手握兵权排第一
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中期朝的大贪官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转衰，即由乾隆朝“盛世”到朝渐衰的结节点连在一起。且不论这种史论判断是否带有史笔史论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贪，与体制内的贪，一定存在着共同体的关联作用。任何事情表现为个体行为，是古旧认识论留给中国后人的认知缺陷。清史揭示，和珅之贪，没有个人“好物”贪欲作为推手和庇护，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和珅是常在乾隆皇帝这条贪之河边走而湿了脚的那么一个大贪官(史料记载，乾隆常借各种名义叫臣下百官孝敬他)。同样，清末庆亲王贪的基础，就是整个晚清官僚体系的腐败。由此说明，史学者们愿意把这两人作为典型大贪官，既在贬斥旧官吏的贪劣，更具有渐衰和皇朝没落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因素。 其实，在确认以上两人是清朝最大贪官(之一)的前提下，清朝还有一个大贪官，这便是晚清鼎鼎有名的。或者说，封建专制政权下的贪官，只有之一，没有之最。 当时一位叫瓦伦丁.吉尔乐爵士的外国学者对李鸿章及他的洋务事业有过深刻的研究，他在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洋务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写道: “在李鸿章的朋友和亲戚中间，腐败以最大和最无耻的嘴脸出现，并规模很大地扩展开来，于是这些人就在社会上追随着他，在政治上支持着他。对于这种现状，纵然是那些对他予以赞扬的人也不可否认地看到，他凭借着自己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而著称于世，所以，对于他本人的双手是干净的这一点，我们没法确信。据说，倘若要找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此人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经济转型(农耕到工商)和改革(近代化)的主要枢臣。这位著名的、后人一直争议不断的晚清改革家，利用洋务购买和本国应用的渠道，上下其手大敛其财，在垄断权力资源的同时，又垄断了经济资源。但这里必须指出，皇朝时代为官之贪，只要不是个人欲壑难填，在为官为政个人贪欲的同时，又能带动体制内一批人先富起来，是符合当时的为官之道的(经手人可以收受回扣甚至虚报，然后某一小集团共同分利)。这样的史料，在中古及近古的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确是不胜枚举。个人贪欲是人品的瑕疵，为官而又对至尊个人或整个集团的忠，才是是否可以为官、为大官的最高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礼智信，把“忠”列于首位)。贪官在历史民间舆论上处于的道德最底层，但在官僚体制内并非如此。这是专制皇朝社会的两种道德评判标准。 按晚清西方人对对清朝官僚体系的认知是，“官僚的权力应该包括盗用公款，作为其一种阶级特权，被人们接受着”。而关于李鸿章的一个显著例证是:“到了1894年底，当厄运即将降临到李鸿章头上的时候，社会上盛传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他的可移动资产被偷偷地往南运回了自己的老家安徽，那就是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就如同在1901年暂居外地后回到北京时带回一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就在同一时期，“宰相合肥天下瘦”的传言，决非空穴来风。据嘉庆朝的上谕、参与和珅抄家臣僚的奏折、内务府的折片等金额数字加起来，和珅贪污的家产总数不会超过4000万两(以亿数为传统政治因素控制的民间传说)，更保守估计为1000万两;而晚清李鸿章的动产与不动产总额，就保守估计已超4000万两。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李鸿章的家产已经超过了和珅”--晚清工商化即洋务运动也决定了社会总财富必然超过前代。 封建宗法官僚(权力至尊与权力崇拜)制度培植出的贪官，从来没有“之最”，只有“之一”。李鸿章与前两者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倒在同一朝代内部整治即吏治的反腐浪潮中，而是倒在了持之以恒的洋务(近代化)事业和孜孜以求挽救没落皇朝的工作岗位上，即他个人吸引眼球的“亮点”不在贪上。这足以使他成为后人评说中的“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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