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北宋大文豪那首被誉为“”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美人烘托英雄，勾勒出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的形象。

再如诗人那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咏史名作《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 也涉及周瑜在赤壁以火攻险中取胜的史实，只是不去正面赞扬火攻的胜利，却设想周郎如果没有东风(风助火威)的帮助，战局将结果迥异而致家国不保。

(家国不保，二乔岂不被掳去，囚于他饮酒行乐的?)此诗以二乔立意，仍以美人衬英雄，以小家系国家，说明霸业决于此战，也从侧面称颂周瑜功不可没。

总之，周瑜与“”，已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礼赞吟咏的重大题材。

可惜周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

正载他是征战中被箭矢射伤，积郁而病死军中;且称颂他“心胸开阔”、“能得人心”;而演义、戏曲则说他“心胸狭窄”、“气量狭小”，是被施计“三气”而亡。

这两种对立的评价，褒贬不一，针锋相对，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盖棺仍未定论，实在耐人寻味。

网络配图 贬抑周瑜的说法，主要来自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演义》。

“周郎妙计安天下，”——此说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是“诸葛亮”中的“二气”。

讲的是丧妻，周瑜便向献上“妙计”：假意将孙权之妹嫁与刘备，以此为诱饵将刘备骗至东吴“幽囚于狱中”，当作人质以要挟蜀汉索还荆州。

谁知诸葛亮将计就计，派携“锦囊三策”武装保护刘皇叔前往东吴成亲，不但假戏真做，刘备得了，双双巧计脱逃，还让接应赵云，使孙权、周瑜的追兵损失惨重。

这个“东吴招亲，弄假成真”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结局是周瑜一气之下急火攻心箭伤复发，生命岌岌乎危哉!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周瑜被诸葛亮“气”死时的最后感叹。

此语被后人写诗诠释为“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意即诸葛亮计高一筹，专“克”周瑜，生逢同时便命该倒霉。

由于此前有“三气”作铺垫，这一声绝望而无奈的感叹，便成为褒亮贬瑜的经典语言。

被贬抑的周瑜，以悲剧人物的失败夭亡而告终。

对周瑜的褒扬，则主要见于晋人陈寿所著史书《》。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此语出自陈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译成白话，就是说周瑜心胸开阔气度恢宏，且大体上能得人心。

这与前面《三国演义》的说法完全相悖。

传中还引述了周瑜早年和交往中将自己住的大宅院主动让给孙策，常常到厅堂上拜见孙母，与孙策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以及后来与孙权交往中，敬重孙权，以对君主的礼节对待当时只有将军职位的孙权等，以此说明周瑜的宽厚待人与容人雅量。

不过该传中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周瑜“惟与不睦”。

然而，对于这种“不睦”，《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晋虞溥《江表传》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是最好的注释：“(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周)瑜。

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

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

”读这段文字，很有点像读《史记》“列传”中的那段“将相和”，周瑜对程普的宽容大度极似蔺相如之对廉颇;所以，嫌隙不睦并不能作为周瑜“狭隘”的依据，而只能从程普的自视年长而“数陵侮瑜”中去找原因。

恰恰相反，由于周瑜的宽宏大量与忍让容人，不但化解了矛盾，还最终使程普感动得“敬服而亲重之”;尤其是程普发自肺腑的那句“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将周瑜的雍容大度、宽厚待人凸显得精辟而又感人。

网络配图 “曲有误，周郎顾。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赋，“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觉察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

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

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养，其对个人胸襟性情的的陶冶作用，则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那么，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分析比较。

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 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求实态度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

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忠实(或接近)于历史人物的真实。

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

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

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

对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如此贬抑多多，包括说周瑜“气量狭小”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网络配图 当然，他笔下的《三国演义》，毕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大量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的大量的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曲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与虚构创作，包括移花接木、、巧妙生发、杜撰想象，所以，便离历史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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