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辙与苏轼是关系很好的亲兄弟,并且2个人都是大才子,那他们有哪些不同之处呢?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性格
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
这种分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
苏轼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这种性格,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主要影响。
苏辙的政治主张常常比苏轼还尖锐激烈,但他遭受政敌的迫害却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语,素有敬心。
无论被贬何处,苏轼都要与朋友交往,往来书信,因此轶事多多。

苏辙自汝南返回颍昌后的十年中,除见过极个别的亲友外,几乎谢绝了一切往还,连大门也很少出。他说:“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尘外恶,且忍闲居苦。”(《见儿侄唱酬次韵》)“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杜门》)。“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闭门》)。
他的“闭门不出”,完全是为时局所迫,完全是为了避祸。
苏辙自三十岁最终一次离开故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蜀。他们兄弟其实一直思念故乡,帆叶网,但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辙直归颍昌,苏轼则在颍昌、常州之间犹豫不决,但二人都不敢回蜀居住。因为他们若回故乡,必定给政敌以话柄,对自己更加不利。
仕途
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苏辙比苏轼更不得志。
苏辙应制科试,因出言“不逊”,被抑入四等。苏轼初从政,就是凤翔签判,苏辙仅被命为商州军队推官,且未赴任,起点就比苏轼低得多。
在熙宁年间,苏轼历任密、徐、湖三州地方长官,苏辙却一直担任幕僚,贬官筠州以前,才做到南京签书判官。
但在元祐年间,苏辙很快从小小县令跃居副相,苏轼却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不安于朝,奔走于地方和朝廷之间。
政绩
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颇为显著。
苏辙仅元祐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但为时甚短。其前还作过半年的绩溪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政绩,重要表现在元祐年间在朝廷任职期间。苏辙的政治才干,也只在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由于苏辙晚年有十余年的闲暇致力于著述,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
苏轼有《易传》9卷(实为三苏合著)、《书传》13卷(今本20卷)、《论语说》5卷,共27卷。
苏辙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共94卷,收入文集的《孟子解》、《论语拾遗》、《历代论》等还未计算在内。
如果说苏辙在年齿、爵位、学术成就方面超过了苏轼,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比苏轼略逊一筹。苏轼是通才,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苏辙是偏才,他的成就重要在诗歌、散文方面。
晚年
苏轼晚年重要在海南度过,后来北归客死常州,因此无暇整理旧作,也无暇安排子孙后世,更谈不上安度晚年。
苏辙则不同,他的晚年平静而祥和。在颍昌,他与三个儿子忙于经营住宅。苏辙子孙成群,家有百口,不止是他自己的子孙,而且还包括了苏轼的子孙。
文学
一般人都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苏辙,本来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
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

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实事求是地讲,苏轼的文学成就确实高于苏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辙的文学成就就没有他的特色,或者说文学成就低。
他们兄弟俩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气质不同,不能简单的做优劣比对。
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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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不留在杭州,反而主动要求去穷困的密州?
熙宁七年(一○七四),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画栋雕梁,满目是迷人的。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做官十九年来,他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 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目睹此等惨状,苏轼,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恤民救灾。他一方面开仓放粮,并将州衙官吏的口粮匀出一部分,为断粮的饥民解燃眉之急;同时上书丞相,如实反映当地灾情,要求朝廷选派官员下来视察,体量放税,或给予补助。 在灭蝗中,他亲自出马,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他还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 苏轼还把他的“以苦为乐”思想,提升为极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他人,改善民生。他曾《后杞菊赋并叙》中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他认为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能曲,所谓贫困、富有、美艳、丑陋,只是相对而言。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样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却瘦骨嶙峋。他以杞菊为食,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照旧快乐健康,说不定还能因此而长寿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从容地渡过一道道难关,使生命迸发出灿烂的光辉!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闪光的哲理也鼓励人们学习苏轼,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地积极生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