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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捕的习俗是怎么来的?头鱼宴是什么?

时间:2023-08-11 02:13 来源:网络 作者: 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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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冬捕”的习俗是怎么来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近些年来,在一到冬天就冰封的北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冬捕节”就忙不迭地开张了,尤其是所谓“头鱼”,居然能卖出近乎百万高价来。而看各地宣传,几乎都声称“冬捕”是继承了契丹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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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开花的冬捕节

  契丹这个民族算是消失了,但是因为契丹国以及大辽朝的存在,所以被铭记于历史之中。而有政治意义的冰面捕鱼,实际是辽国皇帝春天才干的事,头鱼更是皇帝亲自动手钩的,是钩,不是钓。

  捕鱼是契丹人春捺钵的重要仪式,头鱼宴更是国宴,宴请的对象则是千里内的女真人首领们。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反辽,据说就是因为在这宴会上受到了羞辱,还差点被辽帝干掉。

  辽帝大多死在巡游之中

  捺钵这个词对东北历史不感兴趣的人而言可能比较生僻,它属于一个专有名词,为契丹语,通常解释为皇帝的行营。但这种解释过于狭窄了,宽泛一点解释的话,捺钵应该是指四处迁徙的辽国中央政权,就其形式更像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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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京只是名义上的辽国都城

  辽国的都城挺多的,有五个,但是皇帝和后宫以及朝廷大臣们几乎都不在都城待着。马背民族契丹人的传统就是以车马为家、随时迁徙。所以契丹人的皇帝也就很辛苦,要一年四季都在国内巡视不停,整个中央政府因此都处于一个流动状态。甚至除了最后一位皇帝外,大辽国的帝王都是死在了移动的四季捺钵中,而不是死于京城的床上。

  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史·营卫志中》

  而春夏秋冬四季,辽国皇帝和庞大的队伍长时间(一到二个月)停驻的地方就是捺钵之地,也就有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之分。相对应的就是“春水”“夏凉”“秋山”“坐冬”活动。

  贯穿辽代二百多年历史的捺钵,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辽代捺钵的地域四时迁徙变换,每季三个月,在辽圣宗之后,捺钵的地点相对稳定下来。春季为长春州鸭子河一带,夏多为永安山、炭山,秋季在庆州伏虎林,冬季则在永州广平淀。

  辽宋议和后 辽国最大的威胁在东北

  从这一年四季不停迁徙来看,契丹人才是名副其实的马背民族,就连皇帝,不是在野营就是在去往野营的路上。对此,宋朝一些人认为是,“四时无定,荒于游猎”,但实际上,这是契丹人奉行的政治制度。凡捺钵﹐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所以大辽国的政事也都是在迁徙中处理的。

  辽国二百多年历史中,关于春捺钵的记载就有153次,没有进行春捺钵的绝大部分年头都是在辽国前期,也就是南侵大宋西平草原的战争时期。

  而随着国土的扩大,捺钵的出行范围也逐渐扩大,比如最开始辽太宗耶律阿保机定下此制度时,范围只在大本营四周,而且还不叫捺钵,为“楼”。

  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 ,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武经总要》

  辽国初期统治并不稳定,所以春捺钵的地方也不确定,辽太祖时,“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袓春月行帐多驻此。”辽太宗时,史料记载的春捺钵驻地有十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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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捺钵遗址群

  但随着南方与宋的议和以及西方草原的臣服,尤其是辽圣宗之后,东北方的女真部落成了大辽国威胁最大的存在。当然,女真部落当时也是臣服于大辽国的,所以也可以看成是辽国的政事已经由外部军事战争为主向对内统治转变,主要就是处理好部族、属国关系,尤其是对东北方属国的镇抚变得尤为重要。

  经研究者的多年研究,认为辽圣宗之后,位置最为偏远的春捺钵的驻地以今吉林省查干湖地区为点向东方不时变换移动,此处与女真、阻卜、乌古等属国相邻。

  春捺钵主要是为了镇抚女真人

  辽国皇帝每年的捺钵之旅在每个季节都是有主要任务要完成的,比如夏捺钵,要举行北、南面官最高层的会议。

  契丹的治国方针是实行南北面官制,也就是契丹、汉分治。汉人为南面官管理,汉人以外的契丹人以及其他民族为北面官管理。金庸老爷子笔下的萧峰,他的南院大王的官职就是负责治理汉人的。

  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约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落、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事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史·百官志》

  冬捺钵主要是搞外交,也就是接见宋朝和其他国家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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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干湖捺钵广场

  而春捺钵则主要是镇抚女真等东北属国。

  天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辽史·本纪》

  上面这段是关于辽代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时的春捺钵记载。

  按照春捺钵的日程安排,“契丹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续资治通鉴》)也就是正月从冬捺钵地出发,要行进六十天才到达春捺钵地点,按照现在的日历,也就是差不多三月末能到。

  而属国五国部以及没有辽籍的界外女真部落首领们,都能及时赶到春捺钵驻地来朝贡,可见春捺钵接见女真等部落已经成为了辽国政事的惯例。

  熟女真 生女真和五国部

  当契丹人攻灭了渤海国之后,女真人就又依附于契丹人。在辽国治下,对于女真人的统治按照地区不同则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熟女真”,也就是有着辽国国籍的,熟女真生活的地域在长白山以及今日辽东辽南地区。辽国在这一地区设置的属国、属部建置称之为大王府。

  “五节度熟女真部族。共一万余户 ,皆杂处山林 ,尤精弋猎……并系契丹枢密院所管,差 契丹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余里,东西四百余里,西北至东京(今辽阳)五百余里”——《契丹国志》

  而五节度使管辖的熟女真之外还有不属辽国管理的熟女真,“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 ,不属契丹所管。其地东西八百余里 ,南北一千余里。居民皆杂处山林 ,耕养屋宇 ,与熟女真五节度同。然无君长首领统押 ,精于骑射 ,今古以来 ,无有盗贼词讼之事 ,任意迁徙 ,多者百家 ,少者三两家而已。”

  第二种就是“生女真”,也就是界外女真。

  其地乃肃慎故区也。地方数千里 ,户口十余万 ,无大君长 ,立首领 ,分主部落。后为契丹所制 ,择其酋长世袭。又于长春路置东北统军司 ,黄 龙府置兵马都部署司 ,咸州置详稳司 ,分隶之 ,役属于契丹。——《契丹国志》

  在辽道宗时期,完颜乌古乃初步建立起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于是辽国就设立了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职,都是由完颜部落首领担任,不是属国为属部。

  第三种就是五国部,位于最东北方的女真同种部落。

  “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辽史》

  辽国强大时,设立了五国部节度使,节度使为契丹人。但到后期,五国部叛乱频频,就连节度使都撤回了辽国本土。

  不只是五国部,完颜部借着辽国的实力日渐强大后,也成了辽国的心腹之患。而春捺钵虽然正是为了镇抚这些女真人,但到后来却成了引发女真人造反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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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墓壁画 备猎图

  皇上亲手捕的鱼才叫头鱼

  灭亡辽国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因为参加了春捺钵而差点丧命。

  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宴,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辽史》

  从上文可见,随着辽国的衰落,春捺钵对于女真人的态度已经从镇到抚了。而阿骨打能屡次拒绝辽国皇帝的旨意,也侧面说明,女真人强大起来,当然历史进程也做了证明。

  而“头鱼宴”就是今日各地流行的“冬捕”仪式的高潮部分。今日的冬捕也卖头鱼,但是在辽代,只有皇帝亲手捕的才叫头鱼。

  宋人程大昌在所著《演繁露》中的《契丹于挞鲁河钩鱼》文中详细记载了辽帝钩头鱼的事。

  为了钩头鱼,皇帝和皇太后要在冰上宿营。等到要钩鱼了,就先派人在上下游十里的地方用网拦江,以防鱼跑了钩不到。钩鱼开始,就要有侍从们将鱼都撵到皇帝跟前。

  钩鱼的方式是在冰上凿出4个窟窿,其中一个是要凿透出水的,另外三个需要能透。原理是,鱼岁在水下也喜欢自由呼吸,所以就会聚到凿透的冰窟窿旁,另外那三个窟窿则是为观察冰下鱼的位置。

  等到大鱼小鱼都来了,皇帝就钩鱼了,直接把栓了绳子的大钩子往冰窟窿里一扔,钩上大鱼之后,鱼就带着钩子乱游,但是因为有绳子拴着,就等鱼没力气了,就可以拉上来。

  “得头鱼,辄置酒张宴。”就是皇帝亲手钩上来鱼后,要办“头鱼宴”,宴请女真部落的首领,也可以看成是“国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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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国疆域图

  与宋朝关系缓和之后,草原也臣服了,大的对外攻伐消停之后,就需要搞好内部安定了。辽国皇帝的四季捺钵,等于是一年到头都在领土上巡视,这其中除了视察防务、检阅操练,也是对属国的一种镇抚。尤其是后来,完颜部落统一了生女真,而五国部又时常叛乱,于是辽帝的春捺钵场所就越发向东北方向偏移。

  辽帝当然知道办个宴席是喂不饱女真野狼的,春捺钵选在与女真各部落的边境上,炫耀武力是自然而然的。

  春捺钵时,除了“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之外,宛如大军出征的辽帝也是要带着大量精锐禁军来的,史料称,整个捺钵至少由四千契丹兵值守,这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之东北绝对是一股极大的威慑力量。

  契丹人的传统是渔猎,辽帝捕头鱼自是要彰显对传统的重视,而春捺钵接见女真首领可以看成是向其展示自己的力量,所以可以将春捺钵看成是生活、军事、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有效结合。

  即便是金国灭了辽国,在其后也继承了这种捺钵制度。而到后来的蒙元政权以及清政权,这些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也都或多或少地遵循了这一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高度相似的生活习俗和信仰,以及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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