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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家族血案解析

时间:2023-08-12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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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和他的岳父邱宗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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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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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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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前夕,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已经处于覆灭的前夜。就在此时,西北古城兰州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邱宅特大血案”。

被暗杀的豪宅主人邱宗浚,是曾经下令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岳父。1933年,盛世才篡权在新疆任督办时,邱宗浚凭借其势力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权势仅次盛世才。

盛、邱两家贪婪成性,酷杀当地百姓、掠夺财富,其搜刮的黄金财宝不计其数。直到盛世才被国民党政府调离新疆去重慶担任农林部长后,邱家自觉失去靠山,便举家移居兰州。

现场

1949年5月17日6时许,甘肃省兰州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范宗湘接到甘肃省警察总局局长的电话:“你马上就到左公东路69号,就是盛世才岳父的公馆,盛世才的内弟媳妇费伯萍等人被害!”。

在邱宅车库里,他看到费伯萍的尸体仰卧在汽车旁,一条紫红色绸带牢牢勒住她的脖颈,她的旗袍也被撕开。警察在仍在冒烟的邱家大屋看到未曾见过的血腥场景:各个角落陈放着一具具满身血污、面目狰狞的尸体,地板上血流成河。尸体包括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一家老少主仆共11人,最小的才5岁。

经核查邱家11岁的长孙女邱光慈因病外出就医而幸免于难外,而主人邱宗浚及其儿子南京政府少将参议邱毓熊、儿媳费伯萍、孙子邱光华和邱光锐、次孙女邱光丽、司机、保镖、水夫等人均被凶手用猎枪、利斧、铁锤、钢管、木棒等凶器杀害。

邱宗浚头部、颈部、腹部均被利剑所刺;孙子邱光华是斧劈脑后而亡;次孙女邱光丽是被钢管捣死……邱宅大小28间住宅遭到洗劫,根据邱家的详细账本,范宗湘发现除笨重及不值钱的物品外,贵重物品已有帐无物。

范宗湘检查现场时,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臧景芝和兰州宪兵23团副团长刘自力也来到了凶杀现场。即使是见识过枪林弹雨和战场死尸的军人,二人也见不得那些血尸,匆匆离去。

当西北长官公署高级官员蒋德裕(時年40岁,河南滑县人,中央军校第9分校第3期,西北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身边亲信,曾是东北抗日救国军成员,在马占山部任排长,后到新疆受训,参加过多次阿山战役,本是盛世才的一员猛将,多次立功,官至新疆骑兵师少将师长。盛世才调离新疆之后,他也搬到兰州居住,和邱家交情很好,是盛世才当年的磕头兄弟)来时,竟昏倒在地。

分析

在台湾的盛世才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反复考虑之后,他派亲信找马步芳,希望他念在旧情的分上,干预此事。

甘肃警察总局成立的邱案侦破委员会“特高组”中分成三派:一派是“仇杀”派范宗湘,真相是血案现场墙上有案犯留下的血书“二十年冤仇一夜平”;一派是“盗杀”派陈寿轩,因为邱宅大量金银珠宝丢失;而由兰州宪兵23团副团长刘自力推荐参与破案的少校特工马一孔认定是“情杀”。

依据是费伯萍尸体有被性侵犯过的迹象,而邱家副官齐雨田40多岁了还是未婚,并且一直觊觎她的美色。侦破一开始陷入到“情杀”之中,但齐雨田出逃让“特高组”陷入停滞的状态。

案情发展

6月15日,正当“特高组”失去信心时,得到消息,有个外号叫小狗子的人出售羚羊角,在当时,羚羊角的国际售价可比黄金,但此人因急于出售,所以要价很低。因为在血案中丢失了“54两羚羊角”。得到消息后,范宗湘马上派人将外号小狗子的梁天合拿下。

梁天合被抓后,供出是一个叫张占生的木匠让他去卖的,警察抓住张占生后,在他家后院找到部分邱家的金银财宝和手枪、子弹。张占生招认,是一个叫海玉琪的东北军人拉他一起参加了屠杀。但其他参与者都戴着面罩,无法辨认身份。

“特高组”后来抓到了海玉琪,但这是个非常冷静、强硬的东北兵。在范宗湘多次锐利、切中要害的审讯中,他终于抵抗不住了。就在想坦白之际,竟被人毒死。

投毒嫌疑人又是一个东北老兵,叫魏明理。他是在邱宅血案发生后,由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臧景芝推荐进到监狱里帮工的。当人们对臧景芝产生怀疑时,魏明理在审讯时被人枪杀了,所有证据都显示凶手是马一孔。

真凶

事态愈发严重,血案牵连到警备副司令和宪兵团,一直参与办案的侦破人员居然枪杀证人。就在这时,参与血案的人犯陈永春、陈海鹏纷纷落网,他们供出臧景芝确实参与了血案的策划,但没有到现场杀人。一系列共犯相继浮出水面。

臧景之,其实是辽宁当地的胡匪,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参加抗日联军,作战勇敢,因此被马占山部第五军军长刘斌收编,被任命为旅长。1933年退入新疆,转任数职,1941年阿山叛乱被平定之后,他被盛世才借故逮捕,在盛世才内调的时候才得以出狱。臧景之在阿山叛乱时颇有功劳,却被盛世才如此对待,心中一直不平,他和蒋德裕策划了此案,但本人没有出现在现场,对所得财物分文不取。

一直绝食的马一孔最后也招认,之所以筹划血案,缘于盛世才在新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杀害了大批东北军人。刘自力没让马一孔杀人,但事后派他进入“特高组”阻挠破案。范宗湘在马一孔的供词中,隐约感到血案背后还有神奇的人。

刘自力逃跑了。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让他逃往卓尼的信函,那熟悉的笔迹正是蒋德裕的。当警察赶到卓尼,蒋德裕留下一封遗书后开枪自杀,刘自力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破案后缴获羚羊角、钻石、戒指、翡翠、珍珠、金表、金笔、银元、美元、玉翠、衣料、金条、金砖、俄国毛毯等大量赃物。

原因

据资料显示,这次血案的两名主谋蒋德裕和臧景芝,曾是盛世才在新疆时的两名干将,臧景芝在新疆为盛世才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却被盛世才借故逮捕入狱,险些丧命。

邱案杀人最多的首犯如刘自力是因为亲友家族成员(多是县长或警察局长一类人物)被盛世才捕杀。刘自力的弟弟在新疆伊宁任警察局长期间,全家4口被盛、邱集团杀害,他的同学孙杰、顾先田也死在他们手中,他有此血海深仇,所以在这次血案之中,他杀人是最多的。

另一案犯刘玉山的父亲被盛世才以无辜罪名活活勒死。其余作案者虽与邱家没有直接冤仇,但对盛邱家族中饱私囊、为富不仁的罪恶行径气愤难消。因此对邱盛两家积怨已久,最后酿成这起惨案。

另外,蒋德裕遗书中写道:“盛世才背叛了联共联苏的主张,对中共人士进行了大肆逮捕和屠杀。有130多名无辜者遭到盛世才、邱宗浚、邱定坤的杀害。我要为那惨死的130多名无辜人士雪恨……恰好这时,传来邱氏父子想逃到台湾的消息,于是,我决定把当年盛世才和邱家父子在新疆欠下的宿仇大恨,来个总清算……”

案件公之于众后,新疆方面组织了“新疆各界致敬英雄慰问团”前往兰州,团长艾莎通过媒体例数邱家在新疆的作恶多端,要求甘肃警方将几名“英雄”无罪释放。

1949年7月底,这个时候的兰州处于临战状态,国民党甘肃省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在当局的干预下,尽管还有五名案犯没有下落,警察总局就草草结案。

8月12日上午,最后判决:首犯马一孔、刘自立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判处刘玉山、孙立、陈永春、王祥仁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判处张占生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判处关子章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7年。其他涉案人员被判7至10年有期徒刑。在邱案判决生效两周后兰州解放,6名案犯相继获得大赦。至此,轰动全国的盛世才家族特大血案在兰州落下帷幕。

粟裕评孟良崮:不宜抹黑国军,老蒋布局不差,张灵甫并非孤军冒进

以往有的军队著作,在描述我军重大胜利时,容易出现过度夸大我军、过度抹黑敌人,进而将战役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粟裕大将晚年回忆孟良崮战役,就曾指出这种不好的倾向,特别是有人简单地把张良甫74师被歼灭,归因于敌人孤军冒进,这不免背离了古代的原因。一、谬种流传的“74师孤军冒进说”孟良崮战役,给世人的印象大概是,国民党军整编74师,骄狂自大孤军冒进,脱离其主力兵团,这才被分割包围而歼灭。这本来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张灵甫是职业军人,与粟裕是多年老对手,粟裕黄桥抗战、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宿北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涟水,其展现出的神鬼莫测的战略战役水平,令国军将领感受颇深,张灵甫并非不知道。他决不会再犯孤军冒进的错误,送上门给粟裕打。特别是宿北、鲁南战役,粟裕习惯于分割歼灭战术,奉行先打弱后打强、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行动之敌的战术原则,可以说,国军将领都熟知于胸。莱芜战役对国军的震动尤其大,粟裕能在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之中,抓住机会,一举歼灭李仙洲部,出乎国军意料。事后国军检讨莱芜战役,认为指挥失误是最大的问题,并总结出三条教训:第一,不能被共军来回调动。第二,不宜孤军冒进。第三,兵力不可过于分散,特别是较弱的军师级单位。这些教训,可以说都非常中肯,切中了粟裕战术思想的关键点。在孟良崮战役打响之前,国军各部的行动,都非常注意这几点。比如说防止被共军调动,连一贯打败仗的汤恩伯,都学聪明了。汤恩伯兵团向沂蒙山区华野的根据地进犯,为创造运动战歼敌的战机,粟裕派出三个纵队南下陇海路东段,攻汤恩伯侧后。三个纵队的兵力非同小可,将近十万人,足以在苏北地区闹个底朝天。但汤恩伯不为所动,判断粟裕不可能弃核心根据地于不顾,不仅不派兵回援,反而命令下属各部密集靠拢,加速向蒙阴推进。汤恩伯能窥破粟裕的意图,足够骄傲一生了。汤兵团下属整编25师(师长黄百韬)、整编28师(师长李良荣)、整编48师(师长张光玮)、整编57师(师长段霖茂)、整编65师(师长李振)、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以及7军(军长钟纪)等8个整编师(军),总兵力达20余万,一直保持密集阵形。汤恩伯自称,如此庞大的兵团密集推进,就算被陈粟包围,他也啃不动我。汤恩伯说的确实不假。他手下的8个军(师),互相之间只有一天到两天的行程,就算哪支部队出了意外,互相救应也来得及。不光汤恩伯这么说,我军也是这样的判断。整74师进攻至孟良崮一线时,右翼是83师、7军和48师,左翼是25师。其中83师和25师这两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师的重要任务,就是配合74师一同进攻坦埠(华野指挥部所在地),这两个师与74师只有十几里路。十几里路是什么概念?一个冲锋就能打过来了。所以,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粟裕基本上对汤恩伯集团无计可施,只能在敌人重兵夹缝中,干掉守备泰安的弱旅整72师。所以说,张灵甫74师孤军冒进被围歼,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华野部队守株待兔、74师自投罗网,既低估了国军将领的智商,也是对粟裕高超指挥水平的侮辱。二、蒋介石的布局有无问题?那么74师为何还是被紧紧咬住,被粟裕虎口拔牙了呢?是不是蒋介石的整体战略布局上有问题了?1947年年初,蒋介石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投入45万多人,其中25.5万人当作机动进攻兵力,寻求与华野主力20万人决战;另以20万人驻守济南、徐州和鲁西南,担负战略策应与围堵任务。主攻兵力中,调集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三个(整25师、74师、第5军),组成三个强大兵团,在120华里的阵线上,组成一字长蛇阵,妄图把华野从沂蒙山区驱赶出来,或者全部消灭,或者赶到黄河以北。这一布局并无大的问题。在战争指导上,蒋介石也尤其强调要吸取莱芜战役教训,给前线部队定下战争原则为“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避免突出”。可以说,这个战役认知,也十分契合粟裕的指挥特点。具体兵力布势不再细说,只评说一下蒋介石战略的几大特点:1.不再以攻城略地为重要目标。2.极力避免被陈粟调动。3.寻求主力级别的决战,而非小规模战斗。故而,泰安战役72师被围攻,师长杨文泉苦苦求救,周围百里以内国军重兵云集,却无人前来救应,距离72师最近的75师、85师,都只有一天的行程,全都无动于衷。杨文泉被俘后,一方面称赞华野动作快、胆子大、炮兵战术好,另一方面大骂国军宁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痼疾。国军各派系军事互不救援的问题暴露明显,但客观上也减少了被华野扯散兵力布势、分割歼灭的风险。战略、战术方面都没有太大问题。74师覆灭的真相,本来还在于粟裕将军超世绝伦的指挥天才,以及华野部队惊人的战斗力。三、粟裕“耍龙灯”耍得部队牢骚满腹耍龙灯,是陈毅粟裕对调动敌人战术的形象比喻。简单说,就是来回跑,锲而不舍地调动敌人。先是进攻郯城,企图调动敌人,国军只是跟着跑,只要华野一摆出样子真打,国军立即收缩部队。无奈转攻宁阳、新泰,国军又是紧跟不舍,一旦发现华野有围敌打援的企图,便停止增援,等待各部集合后再进攻。于是出现了泰安被围,华野10余万人和国军10余万人静坐不动的奇观,双方都在等待时机,都在找对方的漏洞。调敌人增援要点不可以,粟裕就主动向汤恩伯主力部队进攻,企图扰乱汤恩伯兵团的阵型,汤恩伯自感尚未准备好,迅速收缩至临蒙公路沿线,召唤各军、师集结。粟裕连续实施了五次调动敌人的计划,但因国军非常谨慎,都没有创造出分割歼灭敌人一部的机会。华野内部一度产生巨大怨言和非议。战士们编顺口溜,“陈司令电报嗒嗒嗒,战士们脚板啪啪啪”。报怨光走冤枉路,不打仗,肚子里憋着一大股火。纵队领导层面也有怨言,埋怨只跑路不打仗,明明可以找机会打掉敌人一个旅、一个团甚至一个师,像泰安战役那样,不也是实惠。哪怕怨言再多,粟裕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不是不能打,而是时机不成熟。贪吃国军一个旅一个团,便宜不大,却会被敌军主力咬住。蒋介石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打成主力决战,在总实力天平上,华野并不占优势。所以只能一再忍耐,耐心寻找战机。中央与粟裕不谋而合。毛主席致电陈粟,不要急躁,要等待机会,要耐心,要掌握最大的兵力,勿轻易分兵。在此指导下,粟裕甚至叫停了准备在平邑地区牵制敌人的六纵的行动,令他们隐蔽待机,必要时可当作奇兵使用。跑不是白跑的,辛苦总有回报。一个多月时间里,国军被迫跟着华野来回调动,跑了一千多里路。国军各部愈加疲惫且不说,从战略层面,一贯耐不住性子的国民党军高层,终于对华野的真实状况产生误判。陈诚、顾祝同都认为,陈粟部队连战不利,已经疲惫过甚,不堪再战,现已向鲁中、鲁西北退却迹象,而且侦察到共军在运河有修桥举动,大概是要北渡黄河,国军已经具备放胆前进、消灭陈粟于沂蒙山区的条件。南京国民党官媒放出通讯,言称陈粟丧胆,国军数十万大军“雄师北指,气吞沂蒙”。蒋介石大为振奋,连续电令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限5月上旬消灭陈粟主力。四、一个俘虏诱发战局拐点5月10日,顾祝同命令欧震、汤恩伯、王敬久三个兵团25万余人,区别向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一线推进。汤恩伯自命蒋介石得意门生,不待欧、王两部协同前进,率其部队先行发起攻击,战前蒋介石交待的稳扎稳打,改为稳扎猛打。这样一来,国军各部由于进展速度不一,原来非常密集的阵型,开始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汤恩伯兵团最右翼第7军和整48师已经露出头来。粟裕忍耐了一个月,终于等来了机会,纵然国军各部依然保持左右呼应的态势,粟裕也明显感到,机会来了。陈毅粟裕迅速命令各部向东运动,与第7军和整48师交火,准备歼灭该敌于沂水地区。战斗正在进行中,华野情报处突然向粟裕报告,抓获一名国军,发现其随身携带的命令。粟裕看到电报后,发现大事不妙。原本汤恩伯命令,以整74师为主力,整25师、整83师协同,进攻华野指挥部所在地坦埠。为防华野钻空子跑出去或是分割歼灭,又令25师黄百韬保护张灵甫师左翼,83师李天霞保护张灵甫右翼。为确保这三个主力师的两翼安全,又令整65师保护25师左翼,第7军和48师保护83师的右翼。这是一个环环相扣、计划周密的进攻计划。汤恩伯摆出了一副弃车攻帅的架势,宁可丢掉7军、48师,也要以主力击破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企图一举捣毁陈粟的神经中枢,陷华野二十万大军于混乱之境地。这一情况,粟裕战前也有所预料,但绝没料到汤恩伯居然这么大胆,这么疯狂。这个俘虏,来得真是太及时,给粟裕留出了宝贵的调整部署的时间。粟裕经过观察,发现唯一可以反制敌人的机会,就在于敌人阵型中央的头等主力整74师。该师与25、83师虽然距离不远,但彼此之间似有脱节之迹象。粟裕遂提出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的战术,趁敌人主力尚未完全围上来之际,打掉其核心部队,进而破解全局。我们以后见之明,不难说一句,这就是打一个时间差,以优势兵力合围敌人一部。可是粟裕当时肩上担负的是华野二十万大军的命运,往战略层面讲,是整个山东战场的命运。一旦打不好,如张灵甫所说,让敌人中心开花,那就全崩盘了。粟裕面对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毅然改变既定计划,改打整74师。具体的计划是,一、四、八、九共4个纵队,就近向坦埠靠近,迅速割断74师与左右两翼的联系。四个纵队都在坦埠附近,闻令立动,将张灵甫前面和左右两面堵住,将其困于孟良崮。同时,隐伏于鲁南的六纵迅速北上,封住张灵甫唯一的退路垛庄。5个纵队对张灵甫一个整编师,将近5:1。粟裕拿出华野一半力量对付敌人一个整编师,这在战术是对敌人最大的尊重,也是张灵甫当作一个军人,能够享受到的最终的尊荣。外围则布置了4个纵队,拼死阻击整25师和整83师的援救。过程已无须细说。5个纵队不惜一切代价猛攻,4个纵队在外围不惜一切代价死挡。张灵甫喊破嗓子无人来救,毙命孟良崮。整25、83两师,距离孟良崮阵地仅5公里,枪炮声相闻,就是攻不过华野阻援阵地。华野凭什么赢?双方都没有犯错,拼到最终,就看谁的眼光更准,谁的指挥调度更灵活,谁的力量运用更恰当。粟裕在其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里我想指出,在后来的若干材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敌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由于敌人拟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敌第74师的态势势必稍形突出,但在战役发起前敌两翼部队距74师仅四至六公里。上述说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创造和捕捉战机的过程的缘故,从我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是削足适履,而且也把敌人想得过于愚蠢。”不抹黑敌人,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董其武在起义签名后扣个茶碗,众多领导发愣,原因大白后感动不已

1949年9月15日,徐永昌带着阎锡山和李宗仁、蒋介石三人的亲笔信,飞到包头,请傅作义赴穗相晤。徐永昌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游说傅作义撕毁《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带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余部,联合甘宁青的马家军打出河西走廊,与蒋介石在西南的残部会合。傅作义与徐永昌当年都在阎锡山手下担任高级将领,二人私交甚笃,老朋友自远方来,傅作义自然还得略尽地主之谊,亲率一大帮将领,前往机场迎接。飞机降落后,徐永昌从舷梯上一下来,见到傅作义便紧握傅作义的手热情有加地说:"傅将军有幸脱险,实为党国之大幸,总裁已告之李、阎二位,请宜生主持军事之大计,振兴党国之大业!"并从公文包里拿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三人的亲笔信给傅作义。傅作义说:"毛先生不同于蒋,即使不能如愿,我解甲归田,也能安度晚年。我早已无所他求,高官厚禄、丰功伟绩,都不过为过眼烟云,随消即逝。思之再三,对于国家和人民,我已是有罪之人,余生仅想戴罪立功,不敢他图。请次宸兄,不必再多他言。"徐永昌还带来阎锡山的口信,希望傅作义担任西北军政长官之职。蒋介石给傅作义的手启信大意则是:宜生小弟这次脱险返回绥远,就像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造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求傅作义接受古代的经验教训,不要既误了自己,也误了国家,误了部下。傅作义听罢徐永昌的"劝世文",详细向徐永昌介绍了自己之所以要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情况,然后诚恳说道:"次宸(徐永昌的字)兄大老远地来说服我,可惜我没有可能听你的话。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即使去广州也同样是无能为力,无非是多添一具殉葬品而已。不仅北平,绥远,全国很快都要解放,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了。今天是15号,还有6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在北平开幕了,你的许许多多的老朋友都要参加。次宸兄要是能放下歧见,随我同去北平,我想毛主席周恩来之辈,对兄的重用必当在不才之上。兄真要迈出这一步,我敢肯定,在10月1号举行的新中国成立的盛大庆典上,中共方面一定会邀请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徐永昌没料到自己带着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的厚望,千里迢迢飞来包头策反傅作义,稳住傅作义手下的这帮正在观望的高级将领,却反而成了傅作义的策反对象,只好摇头苦笑,悻悻作罢。徐永昌见过傅作义后,提出要和孙兰峰见面。孙兰峰为了不使傅作义对他产生怀疑,更主要的是他也拿不定主意见了徐永昌应当怎么选边表态,干脆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装病住进了医院,让医院对外宣称"孙长官病情严重,谢绝探访",并密派亲信人员探听傅作义、徐永昌以及其他人的态度。同时,孙兰峰认为傅、徐会晤之后,将是绥远局势揭晓的时候,也就是需要他正式表态的时候。傅、徐会晤的结果将是如何样,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据他多年跟随傅作义的经验,深知傅作义绝不是出尔反尔的人。徐永昌绝不可能扭转傅作义已经确定的方向。一方面,徐永昌当作阎、李、蒋的"使者",必须摆出劝说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当作傅作义的老友,也不能一味不顾事实,昧着良心把国民党的状况和前途说得那么"有希望",不会竭力敦促傅作义去蹈阎、李、蒋埋设的陷阱。与此同时,孙兰峰感到阎、李、蒋既然明着派徐永昌来劝说傅作义,如果傅作义拒不听从徐永昌的苦苦劝告,而暗中就有可能命令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对傅作义下毒手。为了保证傅作义的绝对安全,孙特由固阳调来一个强有力的骑兵团,在傅先生的住处加强保卫及警戒。并对该团长说:"如果傅先生在包头少了一根头发,你提脑袋来见我!"事实证明,孙兰峰的担心绝非多余。就在傅作义离开北平,赴绥慰问部队,促进起义之时,蒋介石一面吩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部队中的保密局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邓宝珊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傅、邓二逆近日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密裁,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给傅作义发来一扮亲笔签名的电报,说什么:"北平事件,已成过去,希兄痛定思痛,勿再上其圈套,否则追悔莫及。"要傅作义:"接电即来重庆,我当派机迎机,并将委以重任。"当傅作义从归绥前往包头,中途专列经过关岱召,下车慰问检阅部队时,张庆恩也从包头乘压道车赶到,径直闯进傅作义的住处——一座小教堂,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见此情况,马上令几个卫士护卫在傅作义的左右,寸步不离。张庆恩见此情况,就拿出几份电报交给傅作义,说是广州政府让转交傅先生的。傅作义接过电报,立即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误了去包头的火车。"明是送客,实是逐客。张庆恩无可奈何地回了包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董其武身上。起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也来到包头,住进了福生茶庄。9月18日夜里9时左右,董其武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带着起义通电稿,从车来到福生茶庄后院客厅,见到张、于二人。就座后,张钦刚说道:"荣祥(土默特旗总管)病了,托我俩代表他签字。"董其武把连日来筹备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并让李忠孚把起义通电稿念给张、于二人听。正在这时候,张庆恩突然闯进客厅,气冲冲地向着董其武叫嚷:"你让我到广州去给你交涉军费,要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你让我如何向中央交待?"董其武说:"此一时彼一时,你也是个聪明人,你看看这仗还如何打?还打得下去吗?"张庆恩转头对张、于二人说:"你们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现在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也应该站出来说句话嘛。"张钦扯着嗓子,慢条斯理地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此时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张庆恩来时,带了一辆大卡车,车上有十几个便衣特务,内藏武器。下车后,这些人分散在院里四处逡巡,有的竟敢在客厅窗外听屋里的谈话情况,大有要拼一场的架势。董其武的警卫副官王全福一看不妙,担心发生意外,急中生智,飞步闯入客厅向董其武大声说道:"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主席马上过去。"于存灏会意地转头催促道:"总司令找你有事,董主席那就快去吧。"董其武随即起身说:"那好,我过去看看,你们谈吧。"于是,董其武和李忠孚坐车返回包头银行。北平城里的毛主席看了傅作义、董其武发去的起义通电稿,提了一条意见:"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古代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何许人矣。"傅作义、董其武接到北平回电,当即照办。在起义通电稿上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用上等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次日签字后发出。徐永昌与傅作义晤谈后回到下榻处,中统张庆恩,保密局赵思武两名特务头子相继前来晋见,密告傅作义与绥远军政高层人物经过紧锣密鼓的研商,已经拟好了通电稿,就这一两天便要宣布起义。徐永昌急得上了火,见自己的任务没法完成,无颜就这么回广州去复命,万般无奈之下,便耍了个小花招,也像孙兰峰一样,躲在下榻处足不出户。傅作义到了绥远以后,阅兵讲话发慰问金,绥远的起义已成定局,唯一的障碍,就是这位徐永昌老将军了。徐老将军在傅军中袍泽甚多,恩德广被,很有威望,从个人感情上很多傅作义的部下对徐永昌十分敬重。所以,如果徐永昌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忠于党国,这些人还真不好意思就此签字起义。徐永昌也看出了这一点,干脆称病就地住院,当作自己阻挡绥远归向北平的最终一张牌。徐永昌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先生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他硬拖着不走,傅作义回不了北平,不去参加会议,绥远就不便起义,于是,佯说他拉肚子病了,要住医院。傅先生见此情况也发了愁,对邓宝珊先生说:"次宸病了,要待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就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这可如何办?"徐永昌这一招还真是管用,连傅作义都觉得棘手,说这如何办,他在这儿咱们也不能起义啊!关键时候,却有人主动站了出来,拍着胸口说:"老总不用着急,我去医院和他说,一说他准走。"哈,谁有这么大能耐?别说,还真应了一物降一物这句老话。主动请缨的,是傅作义的副手、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邓宝珊。邓宝珊此刻主动请缨,而且果真不辱使命。他设下酒席,恭请徐永昌赴宴。"次辰兄,听说你病了,气色不好,请注意一点。"几句寒暄话一说,三杯酒下肚,刚吐出短短一腔涉及实质性的话,就惊得徐永昌变脸变色,几乎跳将起来。邓宝珊说出的话恰似一串炸雷:"徐总指挥啊(徐永昌中原大战的时候当过总指挥),你看你病成这个样儿,就不要走了,在这儿好好养着吧。宜生让我前来告诉你,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回头,我们发通电,算您领衔,头功算你的。起完义,你就带着弟兄们一起去北平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徐永昌原来是阎锡山专门派来当说客,打算把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拉回国民党的,对党国极为忠诚,若是这位堂堂的国军上将,主动把自己送上门去率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巨头向共产党缴械投降,传出去怕不笑死人才怪呢?邓宝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永昌还能不赶紧跑吗?照邓霸王硬上弓的手段,自己再不跑只怕连广州都回不去了。徐永昌的"病"马上好了,吃过饭嘴一抹,乘车直奔飞机场,与绥远的老朋友们彻底地拜拜了!徐永昌被邓宝珊吓跑了,可是,还有孙兰峰这员大将犟着脑袋不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亲自找孙兰峰谈过两次话,孙尚且固执如此,谁还能拿他怎样?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时间紧迫,你孙兰峰签名我们也要起义,不签名我们照样也要起义,实在也就顾不得他了。在通电起义上签名这天,虽然傅作义就在包头,但是,领衔起义之人却成了董其武。这里面,就别有一番深意在里头了,傅作义这是要把绥远起义的首功让给自己的爱将——北平的和平是我傅作义造成的,绥远的和平,与我傅作义无关,是你董其武造成的。倘若共产党得了江山后要论功行赏,这头一份,理当落到你姓董的头上。傅作义心里念想着董其武,董其武呢?心里也时刻念想着拒不前来签名的孙兰峰。1949年9月18日,经过简单布置的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显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挂着"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的隶书横幅,台上摆着几张长桌,上铺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用黄色虎皮宣纸抄好的通电文稿和笔墨。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绥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族各界人士共38人,表情严肃地围坐在长桌旁,等待着一个古代时刻的到来。身着戎装的董其武从容地宣布:"绥远起义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古代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董其武的秘书李忠孚双手捧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大声宣读:"毛泽东、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泽东、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通电宣读完后,董其武激动地宣布:"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现在开始!"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董其武第一个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用红绸缮好的通电起义文稿上,庄严地签下了"董其武"三个字,"绥远方式"遂成为古代名词。但是,签字之后,令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董其武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随手抓起一个小茶碗,"啪"的一声反扣在自己签名的下方,站起来走了。刹那间,三四十名绥远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盯着那只小茶碗发愣……紧随董其武签名的是111军军长刘万春,刘万春也愣了——你拿个小茶碗反扣在董其武三个字下面是什么意思啊——看着后面排队等着签名的干部将领,只好疑窦丛丛地在小茶碗下面写上了"刘万春"三个字。正如同傅作义要把绥远起义的首功让给爱将董其武一样,董其武也是用那个小茶碗,给他的生死老搭档孙兰峰占着一个仅在自己一人之下,数万人之上的位置哩!董其武和孙兰峰是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情谊深厚。这两个人都是名将但性格不同。孙兰峰凶悍暴躁,董其武沉毅有威,在绥远问题上,两人的思路有所异同,孙兰峰始终认为应该效忠党国,不能未战而降,他在武川收集残兵,积极备战,对董其武的起义准备表示反对,是绥远最大的死硬派。但是,当广州方面试图通过张庆恩鼓动孙兰峰密裁董其武,谋夺绥远政权的时候,孙兰峰不仅不配合,而且坚决反对——这种背后插朋友两刀的做派,岂是义气深重的孙兰峰能干的?因为孙兰峰在绥远军中的影响太大,没有他的认同,绥远的起义很不容易。这一点傅作义也很清楚,所以从北平飞往绥远,给董其武撑腰。不过,孙兰峰自己的主意并不肯改,抱着做忠臣的念头住进包头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傅作义与其谈了两次话,依然是对牛弹琴,一气之下,也就听其自便。但董其武的想法不同,他用一个茶碗,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让孙兰峰后来的人生免遭了许多的坎坷——事后证明,这对孙兰峰来说,是何等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举动!"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有董其武,如何能没有孙兰峰呢?从更深一层来说,以孙兰峰和共产党结下的梁子,如果没有一道护身符,将来如何能过得了关?董其武反扣在起义通电上的一个小茶碗让傅作义也动容了,于是决定再找孙兰峰谈一次。对这段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当事人董其武是如何说的吧:9月19日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的22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我首先拿起笔,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按照名单次序,第二个应当是孙兰峰,孙兰峰当时住在医院里,我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我签名字的下边,留待孙补签。其他二十几人依次在后边签了名。我扣那个茶碗是有用意的,这得回过头来说几句。张家口解放时,原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回到绥远,收容游散部队,驻扎包头,并成立了第9兵团司令部。他对绥远和平问题一直沉默不语,态度不明。傅先生批派华北总部参议张濯清、政工处长王克俊来绥劝孙兰峰,但孙兰峰还是听不进去,谁的话也不相信。傅先生来绥后,与孙兰峰谈过两次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讲解"绥远方式"的宽大精神,但是他仍然有顾虑。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傅作义对孙兰峰说:"畹九(董注:孙的号),我们共事多年,同甘共苦。我认为现在走的路是最正确的路子,切盼我们一起走。眼下北平已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地位上,共产党不会错待我们。我更有责任考虑到你的政治前途。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不跟我一起走,那么,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从此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孙兰峰听了傅作义的话后,才断然地说:"我跟傅先生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如何能离开傅先生单独行动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着你往下跳!"于是孙兰峰才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终于在起义电文上签了名……"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董其武把时间写得很清楚。同样是在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戎马春秋》的296页上,笔者看到黑字白纸地写着:"9月19日早晨,张庆恩跟徐永昌一同飞往广州。"如果不是因年代久远,董其武对时间记得不太准确,那就是董将军在事隔多年后,依然出于袍泽情谊,在他的回忆录里再次为孙兰峰扣上了一个"小茶碗"。因为道理很明白,孙兰峰当时的思想根本就没有转过来,即便是在迎接傅作义到绥远的那一刻,他真实的思想感情也是"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在他的认识中,傅作义的北平起义,根本就算不得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败。既然是重大失败,他当然有理由拒绝参与其间。其二,傅作义已经与他深谈过两次,孙兰峰仍然是四季豆不进油盐,抱着做党国忠臣的念头索性称病住进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董其武说,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兰峰的肺腑之言,同时又写得很清楚,徐永昌是9月19日早晨飞离包头的。那就是说,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是当日凌晨,依照中国人的普遍理解,凌晨应当在早晨之前,从词意上看,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在前,而徐永昌离开包头在后。另一位主要的当事人孙兰峰又是如何说的呢?孙兰峰说: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可说的话来。我只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如何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如何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孙兰峰的回忆中有两个问题与董其武的回忆不同,一是傅作义并非派专人去医院向孙兰峰转达肺腑之言,而是傅作义本人亲自与孙兰峰进行的来包头后的第三次面谈。第二,时间是在徐永昌离开之后——即9月19日早晨之后——而不是在19日早晨之前的凌晨。如此一来,孙兰峰对待起义的态度便在起义签字仪式之前已经由反对、观望变成了赞成并具体参与了起义——这对孙兰峰的人生来说相当主要,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他是在董其武、刘万春等38名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的次日凌晨三点,才在通电上董其武用小茶碗给他预留出的位置上补签的字——显然,董其武正是出于袍泽之情,生死之谊,才再一次在人生的主要关头,有意地为孙兰峰再扣了一次茶碗、留了一个位置。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波澜不惊地历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孙兰峰当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绥远起义第二号领导人"始终是孙兰峰的一道"红色护身符"——或许,那时候他会想起那只反扣在写在虎皮宣纸上并以红绸缮好的起义通电上的那只含情透义的小茶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董其武与孙兰峰的生死友情,贯通了两位将军的漫长人生,足以令后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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