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外国列强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

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则成为其统治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可以说，这个持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在其面临分崩离析的最后十年，最终，在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

虽然，这场新政的推行并未达到慈禧预想中的效果，但是，却使饱受封建统治的老百姓产生了政治参与意识。

“中国之制度… …奉行日久，不能无弊”，“于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变”;“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 由于，在甲午海战争中，中国败得实在太彻底，满清政府终于开始全面正视其他国家了。

清朝先进人士开始主张追随日本的步伐走一条维新之路。

可惜的是，随着胶州湾事件爆发、失败，清朝先进人士逐渐对腐朽昏庸的政府失去信心。

至此，待满清统治者饱受打击后幡然悔悟，决心推行新政改革之时，已经没有多少先进人士响应了。

战争结束后，满清统治者对国际背景有了崭新的认识，意识到在西方列强的高压态势下，唯有新政才是出路。

从这一时期的改革方式来看，“新政”其实就是更加符合实际的维新改革。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戊戌变法的主导力量掌控在一群朝廷无法掌控的知识分子手中，而新政的主导力量则完完全全归于朝廷把控。

那么，为何满清统治阶层会在“新政”中有绝对的控制力呢? 其实，这股力量源自满清贵族阶层的崛起，各满清亲王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新政推行水涨船高。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成年的载沣亲王，在二十世纪初，被派遣到德国充当使臣。

德国同样是君主制国家，必须得派一名贵族出使才符合皇室礼仪，派遣年轻的载沣出国间接的提升了贵族们的政治地位，也从侧面推动了政治发展。

远渡重洋归来的载沣不但提高了眼界，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对于载沣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之后，以载沣为首的贵族阶层走近政坛后，在大清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1901推行新政时，几乎每个环节都活跃着年轻贵族的身影，他们并未经历过传统的入仕，也没有文臣们的文史知识，但是，他们从小便生存在政治环境中，受到政治高层的熏陶，，不但有了出色的政治眼光，就连言谈举止都与政客。

况且，未经历过科举的年轻贵族少了几分迂腐，思想开放，在新政改革中，痛批陈腐的旧制度，提倡新体制。

所以，宪政大臣端方等人上疏奏折，表示：“大清的出路只有‘立宪’，‘立宪’并不是削弱君王统治，而是通过建立议会和一个政府分摊政治责任。

” 之后，载泽则在密折中阐述了西方国家在立宪后的体制优劣，将立宪的好处归纳为三点，使慈禧为之心动，最终，同意了立宪。

载泽分析，君主立宪后可以让满清统治永葆青春，爱新觉罗氏稳坐江山，而西方国家则会因为大清有了宪法而不敢轻举妄动，国内的革命者也失去了反对满清统治的理由。

这三个问题是慈禧每天最担心的，既然君主立宪能替统治者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她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当然，立宪为国家带来的好处早就有人意识到了，他们就是梁超等先进人士，只不过，当时的统治者并不关心罢了。

若非满清年轻贵族最先觉悟，接受了新思想，并将之传达给统治者们，恐怕立宪之事还得一拖再拖。

之后，以端方为首的群臣及以载泽为首的年轻贵族们纷纷谏言，请求慈禧同意立宪法。

此时，驻守各地的封疆大吏听闻此事，纷纷表示支持。

1906年八月，袁世凯请奏立宪，并提议让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到议院中，各地的乡绅则参与到地治中，为地方自治打下基础。

随着西方列强的压迫日渐增多，载泽、端方等朝中大员精辟而透彻的陈述利弊，最终，让慈禧作出决定，在八月二十五日由载沣、袁世凯等人主导新政推行。

那么，袁世凯为何会出现在这批新政大臣中呢? 笔者猜想，袁世凯在当时肯定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政的谏言，在新政推行前夕表现活跃，俨然成为立宪的引导者之一。

据传，当时端方等人上疏的奏折，就是朝中大臣在与袁世凯商议之后，共同拟定的，并且，写奏折的人正是袁世凯的张一麟。

这份奏折就像是一副走向新政的路线图，参照日本改革为蓝本，拟以十五到二十年为周期，最终，达成了“君主立宪”。

这份奏折使慈禧看到了一个既满足政治需求又不会对统治阶层伤筋动骨的改革路线。

她对这份奏折大为满意，当即派人急召袁世凯进京，协商新政事宜... ... 可以说，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

也不可否认，新政改革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诸多缺陷和之处。

但是，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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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位时，中国已经有意大利、比利时等多国传教士。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传教!外国人也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于是先从康熙下手。

为了讨好康熙，传教士一边将从欧洲带来的各种新鲜玩具—科学仪器送给康熙，一边给康熙不断“戴高帽”，说他是“千古一帝”“万古明君”。

康熙一边陶醉于传教士的赞美，一边痴迷于西洋的科学工具。

网络配图 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都有什么呢?有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

康熙学得很刻苦，政务不繁忙时，每天要学习七八个小时，即使再忙也要学上两三个小时。

养心殿、寝宫，甚至连御膳处都留下了康熙学习的背影。

传教士们往往都是天刚亮就要进宫，下午三四点钟才出宫。

康熙最喜欢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尤其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盘式手摇计算机等。

各种定理、公式口诀，他都烂熟于胸，对数学仪器的应用也熟练自如，还坚持学习几何绘图。

除了数学，康熙对天文学与测量学也非常痴迷。

为此他收藏了很多测量仪器，不仅有传教士进贡的纯西方仪器，还有造办处制造的中西合璧的测量仪器。

坐在院子里观测日月星辰也是康熙的一项日常工作。

对太阳与物体影子的变化，月亮的圆缺变化，甚至包括罕见的日食、月食等，康熙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不仅亲自试验，还经常向大臣们炫耀，如计算出正午的日影后，让大臣们等候验证。

大臣的欢呼赞美让康熙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网络配图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康熙不满足于坐在宫里学习科学，还经常出外做实地考察。

们可就受罪了—各种笨重的测量仪器经常需要车拉人扛。

康熙巡视江南，遇到河湖，就会兴起，用水平仪测试一下水位;遇到山川，就要测量山地距离。

康熙是个好学生，汲取西方科学知识。

但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吃独食的，学到手的西方科学只是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或者顶多在皇族内部的朋友圈分享一下，并没有群发给皇权专制下的子民。

西方科学俨然成为康熙在广大臣民面前嘚瑟的一个手段。

我是不是很牛掰…… 学霸康熙没有推动大清成为学习大国，一方面是维护并巩固爱新觉罗家的统治的需要。

西方科学知识的普及是开民智的重要手段，不利于皇权专制统治，所以传教士在康熙年间的传教并不是很顺利。

另一方面，康熙认为百姓素质低，暂时无法全面适应西方工业文明。

有传教士欲出版人体解剖学方面的书籍，康熙下令阻止：“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

”网络配图 最后，则是康熙的自大无知、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在作祟。

康熙虽然尊崇西方自然科学，但仍认为那只是“奇技淫巧”而已。

如此一来，众乐乐还不如独乐乐：什么推广不推广的，我自己乐乐得了。

尽管康熙是一位用功的皇帝，但他禁止子民进行科学探索，牺牲学习大国以成全专制大国，最终使中国丧失了大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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