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夜继日的忙，结果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棍，，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也能赢了，直到的崛起。湘潭大捷点开了喜庆的炮仗，然后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景，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着温暖!要说在籍官员办理团练的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合计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整出样子，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依稀还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鸡血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显然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重用。网络配图 尽管曾国藩当初出任时，，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署理的原因，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这一任命。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些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然而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 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就是这么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网络配图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三朝的名将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踩。 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满)，雍正时期的(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之以安徽巡抚? 这件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还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于人。网络配图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举办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一个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 咸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它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 在这种内乱频繁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估计不计其数，足以让你防不胜防。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谁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因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看过剧的人，尤其是看过《九品芝麻官》的人，可能会以为清朝的司法官吏威风大得很:衙门一开，两旁差役手持棍棒，敲打着地面，一声声“威武”，制造一种肃杀气氛，吓得小民们战战兢兢，两股战战，然后大人坐在上面用惊堂木一拍，或者将竹签往下一扔，好不威风。 然而，历史永远比戏曲复杂;存在永远比虚构深沉，真正的清朝办案官吏，又是怎样的面目和心态呢? 积案官员处理延期四个月以上便有处罚,尤其是命案与盗案 从法律层面而言，清朝关于官吏追究责任的法律条文具体有：《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和《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涉及面很广，内容也很细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网络配图 我们看看清朝康熙八年(1651年)的文字记录，据《康熙实录》，在康熙八年之前，清朝法律规定，凡文武官员除了用夹棍刑法之外，还用了其他法律所不允许的刑法，导致受刑者受伤或者死亡的，一律“革职提问”。康熙则规定，如果对妇女动用夹棍，都要按照吏部的条例，对相关官员进行革职处理;如果其上司对这种非法动刑的行为不予以告诫，也不向上报告，那么，其上司也要降两级处分，还要“罚俸一年”，如果上司是将军级别的，就要罚六个月俸禄。 以上是对于官吏滥用刑罚的处分，而对于积案的处理，清朝也有相关措施。据晚清吏部官吏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记载，对命案和盗案的办理时间，清朝是有严格规定的： 命案限六个月破案，盗案限四个月破案，如果过此期限没有破案，就会批评一次，起诉相关管理办案不力，这个就叫“初参”;拖延到一年未能破案，就再批评你一次，这个叫“二参”;拖延两年未破案，就来个“三参”;拖延三年，就来个“四参”。事态发展到“三参”的时候，还不算太严重，处理结果是降薪，但是职位和级别可以保住。如果发展到“四参”，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不仅降薪，还要降职。 而当时的积案状况如何呢?还是听听当时官员的叙述吧。朝五十二年(1787年)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汪辉祖说，他每个月在举行三八放告时，每天能收到两百多张状纸。所谓“三八放告”，是清朝的一种司法制度，是指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廿三、廿八日，衙门开放受理各种诉讼。而清朝学者包世臣也调查到，在清朝中叶，江浙一带的州县，平均有积案千余件。 积案对地方官吏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这个和他们的职务升迁以至薪水挂钩。这和我们平常所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大相径庭。汪辉祖是能吏，已经是佼佼者了，他的司法名著《佐治药言》流行天下，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都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些办案的官吏如同一个瓶子，“触手便碎”。 高压政策下乌龙应对先储备好级别，等着降级用 清朝科学不发达，破案手段受其局限，积案是免不了的，那么降职降薪也是免不了的，怎么办?为了自保，官吏们也算是花样百出，在何刚德的《春明梦录》里记载：明知自己免不了要降职降薪，那就事先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升上去，“预备加级”，到时候万一要降，自己的级别也够用的，不会降得太低。这个叫“有级可抵则抵”，用更高的级别来抵消降级的消极作用。网络配图 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知县降一级，就是印官;典史降一级，就是捕官。为了防备降职，知县就想办法弄到知府的级别，典史也想办法升级。 打个不太专业但比较好理解的比方，如果你现任是九品官，那么就尽量升到七品的级别，官职没上去，但级别上去了，到时候朝廷责罚下来，降你两级，你还是九品，没什么损失。 由此却产生一件冤案。据《春明梦录》，晚清的时候，四川有一位典史官，手头有三件积案，拖了三年未破案，都已经到了“四参”的地步。这位仁兄，早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升上去了。他满以为自己储备的级别已经够用了，因此也就不慌不忙地等着。没曾想，他的事情到了吏部那里，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三件积案居然变成了四件积案。 结果他储备的级别不够用，最后落得个革职的处分。这个倒霉蛋不服气，跑到四川总督那里喊冤，于是报上吏部，要求重新查相关档案资料。吏部对此事也很重视，着手查资料，将四件积案一一查出来，告知了四川总督，也告知了这位前任典史。结果典史发现了破绽，说档案里所谓的“事主庆被劫案”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四川根本没有此案。四川总督也声明：四川并无所谓的“事主王曾庆被劫案”，希吏部再查。 而这当中蹊跷的是，典史所经手的案件中，确实有一个案件叫做“事主曾庆被劫案”，怎么又多出一个“王曾庆”?吏部认真查下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这个“事主王曾庆案”果然是多出来的。怎么会多出这么一案件呢?原来，吏部在处理该类事时，一般是将案件资料封存，然后由书吏在封皮上面写一张浮签，标明里面存的是什么案件的资料。其中一位书吏故意做手脚，将“事主”的“主”字改成“王”，黏在“曾庆”的前面，又加一个浮签，写上“事主王曾庆被劫案”，这等于平白无故又多出一个案件来。书吏在贴了标签之后，接下来的看册司员也没细看，就在标签上点了红点，就算是法定事实了。 吏部查出真相后，审问这位书吏，原来是典史没有花钱贿赂他，导致他做手脚。吏部于是将这名书吏查办，典史官复原职，但吃的亏，受的惊吓，已经不少了。网络配图 高级官员亦不例外轻装考察被罚 清朝不止是对办案官吏有追责，其实对所有官员们都有相关追责制度。一般措施是降职、降薪和革职。进一步则是诉诸法律处理。 在这种追责体制下，相关的清朝官吏过得也不轻松。例如在康熙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奏：一些官吏在位才一两年，却已经被罚俸五六年，甚至已经罚俸十多年了，基本上把后来的工资薪水全搭进去了。这部分人日子过得不踏实，“一遇小节细故、即不能久安其位。亦属可惜”。 不过，倒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十几年薪水都被预扣光了，那么这些官吏是怎么生存下去的，这里面恐怕是有文章了。 大家熟悉的龚自珍也针对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名为《明良论四》，里面描述了清朝官吏在追责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情状。龚自珍说，哪怕是朝廷一品、二品官员都如此，“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所谓免冠，就是摘掉帽子，即请罪谢罪之意，摘掉帽子谢罪的事早晚都发生，“议处”和“察议”这些形式的批评经常见诸官方简报——“邸钞”。而地方上呢，“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抵逆亿于所未然”，九品芝麻官们，一会儿罚俸禄，一会儿遭降级，甚至革职，很多都是的。例如李鸿章想要重修圆明园，故而轻装去实地考察，结果没有想到，震怒，怪他不该私游皇家园林，将其罚俸降职处分，可谓动辄得咎。从这些来看，清朝对官吏的追责似乎是很严厉的。网络配图 在这些官员士大夫的记录中，清朝的官员似乎有点无奈的味道，不过，在其他人看来又如何呢?大家知道，清朝吏治的松懈、糜烂也是出了名的，哪怕在康熙、乾隆朝都很厉害。历史是如此的多面孔，不可一概而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