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邯郸市临漳县，分布着大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遗存，这里见证着一个著名的城市-邺城的兴衰过往。从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六个王朝先后在此地定都，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中华古都。为这一切奠基的，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枭雄曹操。

曹丕称帝时首都设在了洛阳。但因为东汉末年董卓焚烧洛阳，让洛阳面目全非。孙坚曾经在反董战斗中率先攻入洛阳，但孙坚眼中的洛阳，就是一片废墟。根据记载，天子从长安逃回洛阳后，官室被烧尽，田亩荒芜，官员们甚至用荆棘围靠土坡来为天子建立“围墙”。一直到曹操击败张鲁，仍然迫切需要汉中百姓迁徙至洛阳来补充人口。三国时期洛阳长安虽然逐渐繁荣，但仍然比不上东汉时繁华的景象。

反观成都，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克定益州之后，当地人民生活仍然丰富盛乐。虽然刘备曾经有索取老百姓的金银赐给将士的劣迹，但他并没有实行烧杀抢掠的行为。换个角度，刘备曾经赐予诸葛亮、法正、关羽和张飞各金五百斤、银千斤。由此可见成都地区金银库存的丰富。

话说回来，在三国时期，如果说新兴大都市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提到邺城和秣陵。本文，我们主要围绕着邺城回顾其繁荣发展的历史。

袁绍时期在冀州大力发展邺城成为中心，即使袁绍后来控制了冀州并州幽州和青州，这依旧无法改变邺城的地位。曹操攻破袁绍后，被封为冀州牧。自从曹操对袁家势力赶尽杀绝的同时，曹操也在积极建设邺城。建安十八年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并封邦建国，国都就是邺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被封为魏王，国都也依旧是邺城。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因汉太医令吉本等人叛乱导致王必被杀害，盛怒之下要求汉百官来邺城“报到”，由此可见曹操与邺城在当时的地位。

曹丕称帝后，设定洛阳为首都，邺城仍然被列为当时的“五都”之一，这五都分别是长安、谯、许昌、邺城和洛阳。对于设定五都的原因，曾有学者一一解释，其中邺城的原因被分析为“王业之本基”。

邺城在曹丕眼中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这也归功于曹操对邺城呕心沥血地建设。建安十五年，建成铜雀台，建安十八年，建成金虎台，建安十九年，建成冰井台。这三台在未来不断被修缮保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比刚建成时还气派。

当然，邺县主要发展的原因在于人。曹操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将人口迁徙到邺县。其中梁习在并州刺史任上时，面对高干留下的烂摊子，北方民族的隐患下，他主动将数万人迁徙到邺县。杜袭在担任丞相长史时跟随曹操讨伐张鲁，在大军得胜后，杜袭被安排在汉中地区都统军事。杜袭在工作中积极开导汉中百姓，指导他们自发往洛阳和邺城迁徙，这次大迁徙有八万多人。

另外一方面，曹操“定居”邺城，其部下“自愿”将家属移居至邺城，也起到便于曹操管理控制手下大臣将领的作用，其性质约和“质子”，“任子”相同。

曹操有一个手下叫杨沛，当时曹操要求大臣们将各自的宗亲与宾客迁徙到邺城。但以曹洪和刘勋为首的人放纵自己门下宾客，以致于迁徙效果很差。杨沛向一些宾客开刀，也算提醒了一下曹洪等宗亲势力。

除去宗族和地方势力外，曹操的将领部下也积极响应曹操的号召。李典曾经率领宗族三千多家人请愿迁徙至魏郡，并获得曹操的同意和欣赏。

经过曹操对于迁徙的要求和对城市的发展，邺县人口规模空前增加，甚至一个乡就会有一万多户人。曹丕称王后，邺因“遍地是豪强宗亲”而多有不法之事，曹丕任命贾逵为邺令，进行铁腕治理。

除了宗亲、手下大臣需要将家人迁徙过来，凡是在国境边界的将领是强制要求“任子”在邺城居住的，当然，曹操针对少数人特意取消限制的除外。

曹操攻破袁谭后，臧霸主动向曹操抛出橄榄枝。请求将自己的孩子和弟弟以及各位将领的家属迁徙到邺城定居。虽然曹操最终没有答应臧霸的请求，但曹操应该对臧霸有所安心。

魏明帝曹叡时期，曾经明确下诏书要求国境边界郡的太守也需要送任子到邺城。有学者指出，从各地边境将任子送到邺城的情况，可看出邺城已经成为边境将领太守的“任子聚集地”。司马师把控朝政的时候，曾经要求大魏各王公也移居邺城以防生变。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基本延续了这项理念，一口气将曹魏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减到最小。

毋丘俭曾经表示，司马家将曹姓诸侯王公囚禁在邺城，就是为了将曹氏宗族全部诛杀。

曹髦“驾崩”后，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曹奂)入京成为新一任天子。

另外，在司马炎还未称帝的时候，司马炎特意找到过住在邺城的曹植的儿子曹志聊天。二人谈话通宵达旦，通过此次沟通，司马炎对曹志大为惊奇与赞赏。

司马昭在咸熙元年时，曾出征长安，因为忧虑邺城的曹姓诸侯王，司马昭特意派遣山涛镇守邺城，以防变数。

总的来说，通过汉末三国时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让多方面的资源向邺城靠拢。有学者指出，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建在邺城，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