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贝娄多半都在笑，笑纹里露出犹太式的狡狯，但大笑的照片则让人无力抵抗，愿意向他吐露一切。）

一

现年20岁的罗茜·贝娄，有一头金发和一对大大的蓝眼睛，她是个小提琴手，经常拉她父亲最喜欢的莫扎特。罗茜也经常问母亲：“我长得像父亲吗？”“像。”杰妮丝说。但她明白其实父女俩一点都不像。

索尔·贝娄在1999年有了他的第五个孩子，罗茜，具体生日不详。罗茜的出生，当年是世界文坛的一件大八卦，贝娄时年84岁，夫人——同样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五任——杰妮丝则年过不惑，五年后贝娄就逝世了，没有给罗茜留下多少印象，却留下了一段让人心照不宣的传奇：贝娄不仅拥有强大的性能力，同时又是传奇的“五婚名人堂”成员，和他同堂的只有寥寥数人，好莱坞影帝克拉克·盖博（1901—1960）是一个，前不久去世的奥斯卡终生成就奖、音乐家安德烈·普列文（1929—2019）也是一个。

有这样丰富的婚姻和繁衍经历，加上自己又是世界级的文学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应该和盖博、普列文一样，是成功人士无疑了。想必2013年，贝娄的长子（也是他和第一任太太的儿子）格雷格·贝娄出版《索尔·贝娄之心》这部回忆录时，许多读者都是冲着了解他最小的孩子罗茜去读的。长子会怎样回忆这个小妹妹的出生？

格雷格要比罗茜足足大55岁，在两人之间还夹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格雷格是第一个撰书回忆父亲的孩子，他和同父异母的弟弟们（年龄差距都在七八岁之间）之间似乎在较劲，比谁能憋得住，不给他们那位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父亲系统地写点东西。最终，还是格雷格，出于一种从他人手中抢救自己的父亲的责任感，着手完成了这本书。然而，格雷格在书中对罗茜出生的回忆很简单，他先说自己是从一段电话录音中感到杰妮丝想要一个孩子的，但这意味着很大的责任。随后孩子出生了：“她的出生在家族内外引起了轰动。关于她是怎么被怀上的，索尔提供了多种且彼此矛盾的说法。了解到杰妮丝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我觉得他提供的许多不同的说法相当有意思，索尔喜欢看罗茜玩耍、大笑。但我去看望我那日益衰弱的父亲时，那样的讽刺让我感到震惊：一幢房子被一个充满生气的小生命和一个快速衰弱、经常卧床不起的老人占据着。”就这么几行字。

二

事实上，这本书完全没有让人增添对贝娄的羡慕，相反，它写得有些过于真实、过于无情了。贝娄的五次婚姻，前四次都以不欢而散告终，在自己和别人的心上留下了难愈的伤口：第一次，他和发妻安妮塔离婚，时年36岁，格雷格当时6岁，与父亲相当亲近，之后却只能在周末见到他，以及暑假同父亲待一个月，其他时间都由母亲带，离婚的过错显然在贝娄这里，他仗着个人魅力放肆地拈花惹草；接着，他和第二任妻子萨沙离婚，时年46岁，两人都在婚内出轨，互相背叛，所生的儿子亚当跟着母亲，离婚后还打了很久的财产官司；再后来，第三任太太苏珊·格拉斯曼插手贝娄的个人事务太多，甚至想让他放弃写作，这让年龄在半百上下的贝娄很快就动了离婚的念头，他们的儿子丹尼尔才三岁就长时间见不到父亲了；60岁左右，贝娄第四次进入婚姻，十年后再度耗光了热情，退了出来，对这一次离婚，格雷格有一句解释让人茅塞顿开：“确信亚历山德拉在情感上不够坚强，无法看着他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贝娄是一个理性极为发达的人，但在婚恋经历中他从来不缺赌性，他带着对女人的困惑一次次走进新一轮婚姻，一次次相信，这种被他反复思考过的困惑可以降低风险，就像厚厚的思想可以保护心灵一样。而到了第五次婚姻，经历过前四次的贝娄，也是置生死于度外了。杰妮丝当然是理想伴侣，她做好了将早早守寡的准备，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交给这个古稀老人，但是，她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也合情合理。贝娄为了这个孩子付出的努力，杰妮丝本人恐怕永远都不会透露。至于贝娄本人的心情，可以这样讲：哪怕他完全不在乎舆论，他也是深深体会过年迈带来的耻辱的人——年迈的力量足以把一件正常意义上的喜事变成街谈巷议中的奇闻，甚至丑闻；年迈把他放入一个听凭他人审判而无法回嘴的境地。

贝娄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有着春潮一般的热情。如果只透过他的小说来看他，你会觉得，他应该很善于闪躲岁月对人身的挫磨。他在他生命的每一阶段都写出了最匹配这一阶段的小说，这些小说大多富含幽默的对白，深刻巧妙的生活洞察，对未来也不乏善意的展望。三十多岁时他完成了《奥吉·马奇历险记》，四十多岁时出版《雨王亨德森》，两个故事的基本设定都是冒险，相当的浪漫，主角都是热爱自由，礼赞生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得到命运回报的男性。在之后，到了五十多岁，《赫索格》问世，贝娄展露了锐利的思想齿牙，以及无懈可击的自嘲本事，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主角都在生活中碰壁，他们珍爱的精神世界遭到无情的挤压，但他总是用持续不懈的思考来保持打持久战的活力。进入晚年，贝娄又相继拿出了《洪堡的礼物》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前者是向亡友的致意，后者描写一个单身的植物学家，年过半百时走进了一场坎坷的爱情之旅，虽饱受精神折磨，依然前行不辍。

这些长篇小说，每一部都经得起时间考验，通过故事，贝娄将自己的智慧向读者慷慨奉上。《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充满了这样的隽永深刻的妙语：“我们人类应当在上帝面前嬉戏，游戏的格调越高，上帝越高兴。我敢说上帝没有多大兴趣观看人类游戏中的糟粕……‘我的快乐将与人类的儿童同在。’”“我知道苔藓在需要时可以从空气中摄取养料——跟那些以空气为生的神秘的生灵一样。犹太人有时往往这样看待自己——接受上帝安排的极为艰难的任务。”提到爱的时候，贝娄说爱是“心灵中不能勉强的东西之一”，他诙谐地说，有些男人对妻子没有爱，他们嫌弃妻子的身体细节，但兀自做着“虚伪的自我调整”，“厚着脸皮混下去”。他常以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上帝的视角来认知人间，他说人通常树立的目标都是卑微的，肤浅的，，而事实上，这些目标吸引了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因而不再显得卑劣而褊狭。他打了一个金子般的比方：“我的心目中似乎看到，这些目标……像被海草缠住的小螃蟹似的被拖曳着往前移动。每一个人（遗憾的是每一个人！）都拖曳着大量这样的杂草。”

照片里的贝娄多半都在笑，笑纹里露出犹太式的狡狯，但大笑的照片则让人无力抵抗，愿意向他吐露一切。年轻的时候，贝娄十分为自己的仪表自得，认为尽可能多的约会和性体验，是他渴望的吉卜赛式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为此，在格雷格出生之后，他同安妮塔的关系就恶化了，因为有家有口的人所需要的稳定，同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聪明如贝娄，选择注视这种冲突，分析它，体会它，而不是找出解决方案；格雷格委婉地说，父亲无法抑制自己不出轨，他早已打定主意，此生以写小说为业，如此，年轻时的浪荡不仅是积累小说素材和体验的需要，还拥有了某种豁免道德谴责的特权。

1948年贝娄拿到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笔奖学金，携妻带儿到巴黎待了一年。他们的一位朋友后来说，“（巴黎）城里到处都藏着索尔的女人”。吉卜赛式生活终于走到了头，回到芝加哥后，两人前所未有地分别向自己的家人抱怨对方。离婚在所难免，只是，假若贝娄当时就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还要离上三次，他发出的放肆的笑声，一定连上帝都能听见了。

格雷格告诉我们，《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涌动着青春暖流的流浪汉小说，正是在贝娄陷入夫妻冷战的时节写作的，书中的奥吉，“用一个女人去割断另一个女人对他的束缚”，对应于现实中的贝娄用四处寻花问柳来摆脱安妮塔的拖累。对于贝娄的作品，格雷格很少像一个读者一样去欣赏和阅读，他对文学作品始终提不起来真正的兴致，同时，对“内情”他又确实知道得不少。到了《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时候，格雷格完全无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只是说，写这本书时的贝娄处在第四段婚姻的尾声，身边已有新欢——杰妮丝。正因此，书中的主人公肯尼思，在其恋爱对象蒂塔身上发现了之前认识的女人所不具备的特点：“不假思索的接受与温情。”

三

格雷格的这些点评，总是显得太冷静了。但他是有意如此，而且个中原因，从他自己的叙述中也有迹可循。贝娄一生都十分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保护一个喜欢沉思的自我，虽然亲近父亲，但即使在早年父母尚未离异时，格雷格也总是发现，自己一大早就进不了父亲的书房。像贝娄这样一个私生活混乱的人，对待儿子的态度，必然也是有些心不在焉的，他的情感之门，在儿子眼里，一定是半开半闭，令人捉摸不透。格雷格多次提到自己“性格孤僻”，其中隐含着对父亲的责备，他很难进入父亲的内心，同时，因为总跟着父母东奔西走，他又始终没能交到一些稳定的玩伴。

格雷格后来当了一名精神分析师，执业长达四十余年，他的写作带有这一职业特点，感情色彩很淡，不过，他也愿意显示自己对父亲的生平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他赞赏父亲的天赋和勤奋，他的社交能力非凡，在思维和表达上都是天才，例如格雷格说，索尔·贝娄不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重点，还拥有一种不着一词，就能让人了解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的本领；他经常持续写作，走出书房的时候大汗淋漓。然而格雷格也告诉我们，他对父亲的文学创作本身和他的声名，一直是毫不关心的。可以说，这是一种防御，他将父亲对他的态度反射到了父亲自己身上。

父亲在写作和生活之间竖起了屏障，让他从小就明白，要珍视文化，珍视宁静的独处，即便仅仅出于“不要打扰父亲工作”的理由。而作为一种回应，格雷格也将自己同父亲之间的关系缩减为区区一条血缘纽带，不把自己混同为一个贝娄读者，密切地关注他写了什么，出席了什么活动，得到了什么奖，就连1976年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舆论不出意外地轰动起来，格雷格也置若罔闻。他评价自己有一种“擅长揭开那些含糊不明的叙事”的能力。这本《索尔·贝娄之心》的确是清晰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让我们看到，贝娄的小说不像表面呈现的那样情节纷繁，思想复杂，实际上，他写小说最大的冲动，是回应自己在一段时期里遇到的困境，解不开的心结，以及难以驱除的苦恼。

四

“寿多则辱”这句话，对哪国人都是适用的。作家是一个终生行当，已经奠定了名声的作者，哪怕写得少些，总是在社会名流的行列里有自己牢固的一席之地，何况是贝娄这样的人物，可是时间照样会剥夺他的拥有。“一个充满生气的小生命和一个快速衰弱、经常卧床不起的老人”同住一所房子，这里面的对比让人心头发紧。写作对贝娄来说，不只是为了赚钱或为了熔炼智慧，它还是一种延续青春活力的必需，一种实现永生的方式。

伍迪·艾伦说“我不该老去”，贝娄又何尝不曾有过类似的懊丧。他平生遭受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刺激，便是格雷格所记录的1968年10月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发生的事。贝娄当时已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得主，1964年发表的《赫索格》被迅速接受为当代经典，他堪称春风得意。但那天他在大学里做讲座，“讲座结束后，一位听众大声喊叫，阻止我父亲继续说话，说他年老、不合潮流还性无能。”格雷格说：“这次的刺痛经过许多年都未消解。”

他很少把一件事写得详细，总是点到为止。此事的细节是这样的：站起来对贝娄出言不逊的那个人，名叫弗洛伊德·萨拉斯，当时37岁，在旧金山大学教一门创意写作课程，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也已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邪十字架文身》，同时他还是个职业拳击手，1960年代，他成了美国嬉皮青年大军的一员，不用说，揣了一颗渴望冒犯一切权威的心。他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You’reafuckingsquare.You’refullofshit.You’reanoldman,Bellow.”

安排这次演讲的是该大学英文学院教授马克·哈里斯。几天以后，贝娄在给哈里斯的信中说：“州立大学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到了我这种年龄，我很难去跟别人对骂，而且，我也不觉得是我自己受了公然的侮辱——这不是我的风格。但这事还是太无礼了。萨拉斯当着一群人的面骂我是老东西，而那群人似乎觉得这样做又精彩又刺激……我离开讲台时，心情很沮丧。”

196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反叛青年把校园变成了他们一逞志向的战场。贝娄并不是唯一被“打倒”的文化精英，可是他必须花时间去消化这一痛苦体验。他把这段经历写入了1970年的小说《塞姆勒先生的行星》，这部小说同他之前和之后的作品都不一样，其严肃性远远超过了贝娄惯于制造的轻松气氛。贝娄不仅提到了犹太大屠杀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还借塞姆勒先生之口，说出了对衰老的深深恐惧。格雷格把这部作品看作贝娄“心路历程”的转折点，之前他一直是一个“青年索尔”，一个充满疑问、随时要挑战既有的权威的人，之后他却坚信，世界正在加速堕落下滑，要遏制这种趋势，关键在于“恢复父亲一代的权威”。格雷格说，从这一刻起，他进入了老年，他和儿女一辈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贝娄的孙辈人眼里，爷爷就是一个脾气很坏的怪老头。然而格雷格说，他知道那个“青年索尔”的样子，只是出于保护父亲隐私的自觉，在贝娄2005年逝世后一直没有公开谈起。可是，他始终忘不了贝娄葬礼上的情景：那天，他和三个太太生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可格雷格觉得“无论男女，出现在父亲葬礼上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索尔的孩子。”这让格雷格意识到，自己一直刻意地对父亲巨大的文学影响力视而不见；他觉得愤怒：“他是我的父亲！难道他们的父亲都那么蹩脚，以至于非要来抢我的父亲？”而当他的两个弟弟纷纷不无做作地表示，自己被父亲的小说深深征服时，格雷格更加感到，只有他能写父亲，他，这个读不进索尔·贝娄的一部部煌煌大作的长子，是最适合的人。

“孩子做牙齿矫正手术的好处，就是你把手给他们咬的时候，上边能留下一个清晰的牙印”——遇到典型的贝娄式幽默，我总是禁不住感喟说，我有幸又在这位智者的大礼包里捡了一回便宜。格雷格·贝娄2013年出版的这部“长子回忆录”，便是这“清晰的牙印”之一。它有些短小，也不如父亲的作品那么深刻，恐怕不足以填补贝娄迷的期待，但格雷格绝对配得上贝娄之子的身份。他在序言中说自己写作时的样子：“我关上房门，一边听着勃拉姆斯和莫扎特，一边挣扎地将想法付诸纸上，就像他在七十多年的岁月中，每天都在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