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我国古代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所创立的阳明心学,对于我国社会古代的进步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阳明心学在时代的不断进展之中,没有按照王阳明其实的意愿进展,被很多学派片面化,极端化,将阳明心学和唯心主义相结合,导致了统治者不得不放弃阳明心学,因此才浮现了现代不推崇王阳明现象。
一、王阳明心学重要内容

王阳明心学强调了一个人内心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并不是纯文字的形式供人学习。每个人内心最淳朴的想法就是一个真理,人做事的时候不能死搬教条、生搬硬套,要追崇自己的内心,将自己最真心,最善良的那一面付诸行动,这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阳明心学和唯心主义学说有着本质的分别,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可以想做什么就必须复制实践,不然一切都是空想,唯心主义学说在某些方面违逆阳明心学最初的意愿。为何人们说心学可怕,实际上心学不可怕,可怕的是 有些人扭曲了心学的内涵。
二、王阳明心学的意义

阳明心学被称为南宋时期最为进步的思想之一,阳明心学对于匡正人民的思想,改正人民自私自利的毛病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阳明心学改正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庸俗懒散,好吃懒做的行为习惯,是带时代和生活基础上对怎么做人做事寻求真理的一个总结,也是孔孟儒学进展到巅峰的一个体现。
三、王阳明心学最后的变化

我国很多人以及很多学派特殊奉行阳明心学,开始逐步地致力于研究阳明心学,但是后来人们随意的篡改阳明心学,强过分夸大了心的作用,认为只要内心所想,就一定能够得到,这一点不符合阳明心学初衷,没有合理的把握王阳明所提出的心里所想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与新时代的人们所要拥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恰恰相反,这也导致了阳明心学没有成为人民的根本指导思想。
孔子三千弟子中,他的原则为后世商界所推崇,被称为“儒商鼻祖”
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